著名宏观经济学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曾一贯主张城市化是国家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他认为，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城镇化，对土地的占用量会大幅上升，因此应以大都市圈模式推进城市化。

但人们看到，近年来，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中，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开始显现。并有分析指出，城市化水平必须有着高端化产业为支撑，应警惕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欧美陷阱”、“拉美陷阱”、房地产陷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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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层学者已公开承认，尽管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低成本城镇化道路，城镇发展是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廉价使用劳动力、环境承载严重压力基础之上的。尽管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大量的矛盾没有化解，遗留的问题很多。因而，对城镇化率背后更多问题的深入关注，要比单纯地追求城镇化率更重要。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需要总结在此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纠正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城市化率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十二五”规划调低了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其定为0.8%，但这个限制目标未来有无可能被突破，方向有无可能再调整？

4月20日，王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如果中国不走大城市化道路，中国有限的土地，将承载不了不断增长的众多人口。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发展所谓的城镇化，可以又要保吃饭，又要保建设。这本账，我们一定要算清楚。

搞城镇化应算清土地账

《华夏时报》：所谓城镇化，走到今天，很多矛盾已经出现，而对于您所极力主张的大城市化，争论似乎仍在继续。所以我们首先仍请您就城市化和城镇化这两个概念做一点阐述吧？

王建：关于城市化，我仍然坚持过去的观点。那些反对以城市化为中心、为导向的观点，都是拿城市病来说话。认为城市大了以后，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类观点固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问题的出现，都是经济增长中利益权衡的结果。

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面临着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拉升的非常严重的通胀了？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难道我们还要坚持土地是用不完的，可以随意占用？大家现在都同意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巨大的农村人口包袱沉重，那么，继续走现有的增长道路，将走不下去，必须走城市化道路。我想，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反对的观点。

具体的城市化道路究竟该怎么走，现在仍有争论，但参与争论的很多观点，都并非综合研究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单一地观察和分析问题，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研究问题，并没有看到，如果中国不走大城市化道路，中国有限的土地，将承载不了不断增长的众多人口。

大城市是会带来很多城市病，而我们也想搞很多空气好、人口密度小、居住环境很舒适的小城镇，也想让人们都居住在像北美那样田园风光似的好地方，但老天爷偏偏凑巧给中国人安排了现在这么一个地方。

怎么办呢？既然中国必须走城市化道路，既然这个大前提不应否定，那就必须考虑，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将往哪里放？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了，凭什么反对大城市化？凭什么反对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样一个选择呢？

《华夏时报》：目前，城镇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的一些问题，乃是没有推行大城市化所造成？

王建：我想阐述的问题，是城镇化还是大城市化，哪个取向更好一些。

我认为，那些反对大城市化的观点，只是泛泛而论，只是从表面上看到了某些国家的经验，就说大城市不好，有大城市病，而并没有深入研究相关的问题。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问题，就会看到，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发展所谓的城镇化，可以又要保吃饭，又要保建设。这本账，我们一定要算清楚。

最近有报道说，日本人开始抱怨中国人拉高了国际粮价，让日本人现在快要买不起粮食了。实际的情形的确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买家，一旦加入国际市场，必然是一个很重的分量。

2.4亿农民工尚非城市人

《华夏时报》：“十二五”规划调低了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其定为0.8%这个限制目标，认为过去城镇化速度过快，因而带来一些问题。您认为城市化率应有怎样的标准？

王建：城市化率，这在全球各国，应有同样的标准。那就是城市人口所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不过，现在之所以还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比较特殊。其特殊之处在于把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也算进来了，但2.4亿多农民工并非真正的城市人口。

城市化率，是指那些在城市里过真正城市生活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计算为城市化率的分子。对于农民工，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生活在城市，或者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目前实际仍应按农民身份来计算。所以，率差由此产生。

《华夏时报》：城市化所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否也应用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水平这个标准来衡量？

王建：这只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不是很完全。在发达国家，都是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城市。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北上广深的大城市病，似乎已经开始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例如城中村、贫困群体、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这些不都是大城市发展中必然带来的问题吗？

王建：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问题，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城市癞疮一样的城中村？那是因为没有给外来人口以城市户口，所以造成这些人并不打算在城市长期居住，而只打算短暂在城里打工赚钱，然后寄回家中，所以他们要把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压到最低。你看，那些正常的正式的城市居民，有多少是在城中村居住的？城市居民实在不行的，还可享受政府低保房。

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结果积累了巨大的问题。比如深圳，大约有接近一半的土地上，都是临时建筑面积。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搞大城市化，问题反而不会出现。不搞大城市化，问题一定有。

大城市化土地利用率高

《华夏时报》：您过去一直说土地有限，城市化会带来对土地需求的大量增加，房价也会一直往上走，我们现在明显地看到，城市化加速了房价的上涨。那么，您认为城镇化会加重这个问题吗？

王建：这个问题需要宏观地看。房价为什么涨？是因为房子供应不足。那么，这是因为开发商不愿意盖房子吗？显然不是。房地产商有很强烈的发展冲动。是因为国家土地批得不够吗？显然，中国没有多少土地可批了。所以，每年土地指标都控制得很紧。本次十二五规划则干脆规定，五年内，一亩耕地不许占用。18亿亩耕地的红线，坚决不能碰。在这种一亩耕地都不给增加的情形之下，房子还能多盖吗？供给相对停滞，而需求却越来越大，房价怎能不涨起来？

既然房价上涨的主因是土地稀缺，那么我们还要搞小城镇，小城镇的土地利用率相比2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镇要低很多。小城镇人均建筑面积大概1000平米以上，而大城市，像上海、深圳等沿海大城市，大概人均建筑面积不到100平米。土地使用率相差有10倍之多。如此来看，我们还能搞小城镇吗？实在搞不起。

中国之所以一定要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就是为了节约使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华夏时报》：中国人口如此之多，单独发展大城市，是一种合理的计划吗？

王建：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其实都是单一发展的城市。比如中国香港，比如新加坡，都是城市地区或国家。韩国更是有一半人口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因为没有办法，在东亚地区，土地就是稀缺。只有非常密集地利用城市的土地才可以。

不应长期限制农民进城

《华夏时报》：您是说，当前正在推进的所谓城镇化，应该转变为您所称的大城市化？

王建：当然，这是我一直在建言的观点。

《华夏时报》：向大城市化方向前行，速度应如何掌控？

王建：我很早就曾建议，未来20年内，应每一年进城1000万个家庭，4000万人口，按照这个速率走，就可以了。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的发展规划中提出，要限制城市人口的扩张，这与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是否有些背离？

王建：限制人口进城，也未必完全不对。因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如果城市的基本设施建设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则在一段时间内过快城市化也未必是好事。任何城市都有一个积聚的过程，城市建设要有一个速度。因此，限制人口进城并非完全错误，但不应把限制人口进城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而应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措施。如果这么去认识问题，那就是对的。否则，就是要长期限制，就是不要让农民进城，那就完全错了，而且是彻底错了。

《华夏时报》：“十二五”规划调低了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其定为0.8%，这与您一贯的主张显然有距离。面对一系列现实的问题，您认为相关的政策方向未来有无可能再调整？

王建：现在看，反正规划已经有了确定。实际上，在“十二五”规划的讨论当中，争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支持我的观点。因为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比较早，但看来这个思想没能占上风，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不过我相信，正确的思想终会有发展的基础，“十二五”不行，就再往后看吧。因为大家在实践中终会认识到，不这么走，就走不通。

城市化与新土改应有联动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谈话中说过一句话：发展大城市势在必行。这与您的相关主张当属一致，但面对既定的政策方向，相关主张如何能继续有效推动？

王建：陈锡文与我也有争论。我曾问他，如果不搞大规模的城市化，你就去搞新土改？因为目前新土改的相关政策，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所提到的相关问题，都出自他的手笔。我与他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新土改如果推早了，是不行的。中国现在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启动，就想让土地自由流动，那些失地的农民很快就要闹事。所以，如果不搞大规模城市化就搞新土改，那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土地制度改革，应和城市化联动起来。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他现在应有所认识。

《华夏时报》：能否请您进一步阐述推进城市化与推进新土改之间的关系？

王建：推动城市化，大量人口被城市经济所吸纳，然后再继续推动农村土地的流转，推动那些离开农村进城的人所留下的土地的流转，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但如果这些人还没有走，就把他们的土地流转了，那后果就是如果他们生活无着，就会闹事。所以，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改革之间，一定要形成联动机制才行。这才是好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