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在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发展水平。在一个穷国经济增长的初期，必须具备相当规模的劳动力、初始资本积累或者外来资本的支持以及一定的技术条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通常具备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技术条件也很容易获得，因此如何积累资本和吸引外来资本推动经济增长成为了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增长与工业化是同义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出现一个主要经济体不经过工业化直接现代化的例子，除非是一些小的城邦经济体。二战前的主要强国不用说都是工业巨兽，当时衡量国力的简单指标就是钢铁产量。二战以后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和竞争的新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使得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即便如此，所有的落后经济体鲤鱼跳龙门的例子都是踏踏实实工业化的结果。日本如此，韩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在当今时代，富国俱乐部越来越自我强化，留给穷国机会越来越少，穷国要想跻身富国可谓难上加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似乎现在穷国能够翻身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踏踏实实工业化。发达国家虽然全面领先，但是人工成本必然非常昂贵。而直到今天，低端制造业依然需要大量使用初级产业工人，在这些低端制造业领域穷国反而比富国更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出于最大化利润考虑，发达国家必然需要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穷国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外包”。而穷国在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低端制造业以后，必然要相应地改善基础设施、提高配套水平，甚至增加技术培训、提高公共服务，从此迈上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道路。在踏实生产低端产品的过程中，穷国逐步积累了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专业人才，必然会逐步往产业链上游转移，劳动者收入也逐步提高，教育水平相应提高，中高端工业化就会水到渠成。

    仔细考察东亚经济体成功工业化道路，莫不如此。在东亚经济体，我们把这样的道路叫做“东亚雁行模式”，日本是领头的大雁。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也是从纺织业这样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向汽车、机械、电子行业迈进，同时将低端产业转移到韩国和台湾。韩国与台湾经过十多年低端工业化，在80年代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开始逐步往高端产业迈进，同时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30年改革开放筚路蓝缕，中国在本世纪前十年一举成为世界工厂，走上了持续工业化的增长道路。

    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经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智利、阿根廷等国人均GDP已经超越一万美元，达到或接近了富国俱乐部的入门标准。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最终还是没有跻身富国俱乐部。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踏踏实实进行工业化，经济结构依然是资源主导型的。资源出口型经济增长受制于人，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差，无法实现持续经济增长。

    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例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度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是当中国开始工业化起飞时，外资迅速流入中国，这些国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迅速败下阵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之后工业化停滞不前。直到今天，泰国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旅游国家。而马来西亚刚刚开始新一轮工业化，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低端制造业。这给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带来机会。

    衡量工业化阶段的一个简单指标就是看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份额。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一度达到GDP的50%。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崛起，其份额迅速上升至接近50%，但制造业占GDP的份额依然保持在40%以上。农业增加值迅速下降到GDP的10%左右。如果以官方汇率计算，当前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如果以实际购买力折算，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GDP已经超越了美国。

    如果我们只比较工业增加值，不管以官方汇率还是以实际购买力折算，我国的工业增加值早已超越美国。我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是最强的工业化国家，因为在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梯队中，我国目前依然处在从低端向中端转变的关键时期，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强国牢牢占据工业王国的皇冠。中国的工业化依然任重道远，切不可偏离工业化道路盲目追求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