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上的讲话中，提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是创新”。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型之路并非一片坦途，而在欧美都纷纷强调制造业之际，中国的制造业转型也将面临外部挑战。

　　制造业再度成为焦点，不可忽视的是内外部局势的变化。在中国国内，近期对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打压，事实上表明过去数年的金融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寄望金融行业来拉动实体经济，眼下被证明是本末倒置。而对野蛮人的鞭挞和对中国造的重新青睐，成为未来政策新的注解。中国花了数年的时间，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制造业，而对制造业的转型的强调也意味着中国将寻求更加扎实的发展道路，不再寻求一蹴而就的经济转型。

　　从外部局势来看，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同时强调“买美国货”，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传统的经济思维方式。一般而言，美国这样的经济体处于经济食物链的上游，因此其不应该从事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但特朗普偏偏要更多的基础制造业回归美国，从而让失业的低教育人群受益。形象地说，如果美国既想造飞机，也想生产袜子，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无疑意味着市场份额的缩小。

　　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希望保护本国市场无可厚非，多数国家除了口头上批评，对美国的自我保护也没有好的对策。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希望保持竞争力，就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制造业水平，也就自然地要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从全球的另一个趋势来看，在本轮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内涵开始发生改变。传统上来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送大量的相对廉价商品，以换取经济发展必须的资金，而发达国家则注重于服务业，并通过自身的消费增长和升级获取经济发展动能。在这样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等于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补贴”。

　　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多数发达国家开始面临经济失速和债台高筑的困境，被迫对自身经济进行调整，而调整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经常账户赤字开始逐步收窄。但这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失去外来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遇到挑战的，是类似俄罗斯这样的依赖能源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对于中国来说，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就必然需要转向内需，但对于内部需求的“深度挖掘”最终却带来了企业债务缠身和房地产泡沫这样的负面效应，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步伐未来将更加沉重。

　　在重新的平衡过程中，中国更加强调制造业，也意味着内外部的循环系统将在一定程度上被重置。从内部来看，制造业的发展将意味着其他产业——尤其是房地产和服务业——的地位将出现相对下降。而从外部循环来看，为保持竞争优势，中国会努力推动制造业的进步，这从国际收支平衡来看，应该体现为中国仍将追求较高水平的经常项目出现。然而，一旦这种状况出现，也意味着中美两大经济体对其他经济体的需求降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也将面临新的课题。

　　于是，中美两国的制造业之争，将在一段时间内左右国际经济格局。在这一过程中，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诸国，自然也不会放弃其存在优势的制造业领域。总的来说，谁能引领新的制造业潮流，也必然在新的全球势力版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力量。

　　到最后，我们看到了在制造业领域的重新扩军备战，对于中国来说，强调转型升级和军民融合，是最为现实的想法，对于美国来说，强调更长更全的产业链，是对自身地位的重新定位，而对于欧洲来说，保住自身的优势产业，避免被中美两强逐步吞噬，则强调稳守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