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交警在留仙小学附近的某红绿灯路口，试点了智能行人过街系统，并邀请市民现场体验新系统。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智能行人过街系统由视频采集分析存储上传系统、控制器、显示屏、闸机、语音播报和前端计算机等系统组成。该系统充分结合现有的检测、控制、语音、人脸识别、自动抓拍报警、ITS等技术，在红灯亮起时，闸门关闭，将行人止步于闸门一侧；在绿灯亮起时，闸门打开，将行人安全放行。（3月2日澎湃新闻）

　　对于这一高大上的过街系统，深圳交警坦言还只是初创产品，今后仍将进一步开发完善。事实上，近些年来为了根治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各地可说是想尽办法，实际效果却依然不尽如人意。在这种背景下，深圳着手“优化技术工具”，自然有其现实依据。当然，从样品测试到量产推广，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套貌似很高级的智能系统，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其实也很难确定。

　　必须承认的是，现代城市的交通进化史，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新技术工具的不断研发与运用。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交通信号灯的大面积使用。其不仅有效实现了人车分流，而且据此建构起了现代交通的秩序基础。故而，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在未来能够产生一套成熟的技术系统，从而彻底解决行人闯红灯的老问题——从此思路看，深圳交警如今的尝试，无疑值得认可。

　　倘若单纯从可行性角度分析，以智能过街系统来根治“中国式过马路”，其逻辑显然是成立的。但是，若是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或许就是另一回事了。试问，这套智能化的过街系统，其研发成本、量产成本、维护成本到底有多少？其所带来的交通秩序的改善效应，又能否匹配一系列的成本投入？要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管理，从来都是基于费效测算的理性决策过程。即便是要治理行人穿红灯，也绝对不是“不惜代价”。

　　深圳交警作为样品演示的这套智能过街系统，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选项之一。其能否真正推广使用，势必还要取决于一系列的必要性论证，以及公共财政的审慎权衡。而且，从本质上说“行人穿红灯”乃是属于素质和道德范畴的议题，动辄以技术工具介入矫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城市的管理者，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工具治理此类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是对人性的失望与放弃，这显然有悖于公共管理者应有的伦理立场。

　　对工具理性和技术手段的过度迷信，所对应的乃是，城市管理者在执法规束和道德教化方面的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城市的治理成本势必越来越高，乃至陷入“用新工具解决新问题”的路径依赖。当然了，深圳正在试水的智能过街系统未必然就是这种套路化的工具，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谨慎地评估其功能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