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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与阳光之港——中英两位企业家和他们运营的城镇
时间:2017-02-21 21:52:26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李津逵 

  李津逵: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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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部有一座小城叫北碚,从城北的嘉陵江顺流而下就是一座大城市叫重庆。去过北碚的人一定会留下美好的印象,说她是中国西南最漂亮的一座小城恐怕也不过分。我对北碚神往已久,源于我所敬佩的一位企业家卢作孚。北碚是卢作孚精心规划经营的一座小城市,无论实业救国、文化教育还是乡村建设在民国时代都堪称典范。今年7月初我第一次来到北碚,一走进这座步行尺度、宜人街区和茂盛的民国法桐树荫遮护的城市,马上联想到远在英格兰的另一座小镇。

  在英格兰的西部也有一座小城名叫阳光之港,沿着城北麦西河顺流而下便是大城市利物浦,19世纪80年代一位叫威廉·利华的企业家在利物浦对岸的乡村为他的公司规划建设了这座小城镇。今天,当联合利华公司已经享誉世界的时候,作为这家公司最初的发源地的阳光之港,已经被整体列入英国历史文化保护名录,使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城充满了文化遗产的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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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和威廉·利华

  卢作孚是合川人,他的家乡就是南宋末年抗元闻名的钓鱼城。他出生于1893年,一生始终走在探索时代走向的前列。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五四”运动时期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参与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在川南开展通俗教育活动,1924年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象今天许多满腔热血的公益人士一样兴办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也许正是在新闻、教育、社会建设过程中感受到资本的重要,转而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1925年秋,卢作孚与一帮同人集资募股创办民生轮船公司开辟了川江航运。不久就凭借优质的服务走出川江、走向长江,在竞争中击败各国对手成为长江航运业的翘楚,一直走向大海。抗战期间民生公司承担了长江中下游国防工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40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两年都难以完成的运输量。抗战八年民生公司36艘船被炸,其中9艘被炸沉,117位民生公司的员工殉国。抗战胜利之后,民生公司的业务覆盖了中国沿海,并远达日本和东南亚。1950年6月,卢作孚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并且指挥公司在加拿大和香港的18艘船只都驶回了国内。

  在大规模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他率先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设想。1952年2月8日,在“五反”运动中,为中国近代运输业、城市化和乡村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卢作孚难以承受无端的屈辱,服过量安眠药辞世,民生公司也在公私合营之后与众多民族企业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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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利华的创业比起卢作孚要早大约40年。19世纪80年代利华兄弟两人看准一款以植物油脂制造肥皂的专利,便和发明人一起创办了利华兄弟有限公司。1888年 之前“阳光牌肥皂”已达到了每周 450 吨的产量,利华公司生产的香皂也用在了泰坦尼克号邮轮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利华兄弟有限公司的员工战死沙场,他们的名字镌刻在阳光之港小城中心的纪念碑上。1930年利华兄弟有限公司与荷兰一家公司合资组成联合利华公司,如今已是世界500强,在全球护肤品、洗涤用品制造厂商中名列前茅。联合利华仅在中国销售的品牌产品就包括:个人护理用品的中华、洁诺、夏士莲、力士、旁氏、多芬、凡士林,奥妙、金纺;茶包品牌有立顿;食品类有和路雪等等。

  城市自治的偶然与必然

  1926年,卢作孚受命担任江巴壁合三峡峡防局的局长,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上拼搏了十多年的他获得了一个全面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舞台。“卢作孚看得很清楚,峡防局相对独立,除川省最高长官之外,无需迎合各级官员。峡区之内,军令、政令都出自局长一人,做事无人掣肘。下辖39个乡镇,拥有一个县的容量,足够施展他的才能了。因此,现在看起来,北碚是中国大陆由国人自己创建的第一个特区。”从此,卢作孚开始了对北碚的持续经营:经济建设方面兴建铁路、开发煤矿、办纺织工厂;城乡建设方面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辟公园、修建体育场、设医院、乡村电话网;文化教育方面创立中国唯一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建立“兼善中学”等各种学校。

  北碚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获得了一个城市自治的窗口期,峡防局有武装、民生公司有产业、卢作孚有远大的社会理想。这样,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所说的“安全、繁荣、神圣”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

  今天,原峡防局所在的文昌宫已建成卢作孚纪念馆,陈列着《北碚建筑规则》这样专门指导城市规划、建筑的技术文件,还有针对教育卫生工业农业各个方面发展的《嘉陵江三峡试验区建设规划》。北碚的城市肌理是典型的街区式,南京路、广州路、中山路横平竖直。城市中心有街心花园,依山临水有公园、体育场、滑翔机场。城市公共服务有学校医院、西部科学院。北碚是一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城市,实现着卢作孚“现代化”的理想。

  民营企业承担的地方自治在中国是非常偶然的现象,近代百年中国在北碚和南通之外,如果再找拥有社会治安、经济发展与城市自治相对完备的城市,就只能是上海公共租界那样的条约开放口岸的特殊区域。必然性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示出来的,北碚和南通的成功顺应了社会进步的趋势,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运作一个城市自治体系。

  相反,城市自治在英国却是普遍现象。英格兰的城市继承了从古希腊地中海城邦自治,和热那亚、威尼斯等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一直到汉萨同盟城市自治的传统。19世纪60年代以来,当英国的城市化出现郊区化趋势的时候,许多企业家就在大城市的郊区建起了围绕企业生产功能布局的小城镇。例如利物浦麦西河对岸的伯肯海德就是由一位名叫威廉·莱奥德的企业家在建设自己的造船厂、钢铁厂的同时,又以一个公共经济的运营者身份从英国皇室得到特许权,规划建设的一个新市镇。伯肯海德市镇的公共财政由一个市政委员会掌握,委员会以民主程序决定城市的税收和支出,与莱奥德自己企业的财务无关。就是在伯肯海德,1850年代由市政委员会决定修建了后来影响纽约中央公园构思的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园”。

  企业家不仅创立自己的企业,而且为他的员工建设有尊严的居住区、进而建设一座拥有公共服务、充分自治的城镇,这样的历史在英国至少还可以上溯一百年。巴斯的拉尔夫·艾伦,一位对英国邮政体系做出贡献的改革家,用他邮政改革取得的财富开发了专门开采巴斯石的矿场。他为自己的工人建设的别墅至今已成为巴斯的历史文物。他在19岁的时候当上了巴斯的邮政局长,49岁那年也就是1742年当上了巴斯的市长。私有财产在英国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企业家主持运营的城市或者公司新城,其规划与建筑同样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这些在英国既是常识也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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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北碚偏岩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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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的阳光之港和暄闹的北碚

  2013年春日里,我们搭上利物浦开出的早班列车来到阳光之港,这座当年以阳光牌肥皂的品牌命名的工业小镇,如今是英国历史文化保护区。站台上非常安静。两个穿着工装、师徒模样的人略带羞怯地指给我身后城市中心那条通向利华夫人艺术馆的景观廊道。由于头一天看过了阳光之港的城市规划,很快就循着景观廊道找到了小镇的方位感。

  景观廊道的周边是阳光之港的城市中心。利华夫人艺术馆陈列着利华先生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艺术品,精彩纷呈、美轮美奂。尤其是一些来自中国的青花瓷令人大开眼界。在这个免费的艺术馆里你可以逛上一天,直到临出门才看见一个自愿的捐款箱。

  在景观廊道的另一端是世界大战纪念碑,那上面镌刻着在大战中为国捐躯的利华兄弟公司职工的姓名。纪念碑的不远是阳光之港博物馆,北侧是一座20世纪初建设的基督教堂,可以供两千人同时祈祷。教堂的西侧是小学校,东侧方向就是阳光之港的工厂区。从纪念碑向着工厂区走,路的右手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当年是一个露天游泳场,现在改成了一家专卖园艺用品的连锁商店叫做“花园中心”。花园中心与火车站之间是一个剧院,从广告可知,至今这里依然不断地推出各种各样的演出,所有这一切都在步行距离之内。

  阳光之港是威廉·利华社会理想的一个空间载体。他希望劳资之间“从生意关系还原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回归到美好的往日时光里家人般的手足情谊。”按照威廉·利华对工人们的话说,假如我把钱都发给你们,你们就可以去买酒、买糖果、买烤鹅。但假如这些钱由我来帮你们打理,我将为你们提供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美好的住房、舒适的家和健康的文化娱乐。他请了三十多位建筑师为他的工人设计了不同风格的住宅。今天我们走进阳光之港,所看到的这些景观和建筑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是企业家为工人设计的宜居宜业的健康之城。

  阳光之港诞生的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城市化正越过加速阶段的中间点,并大踏步开始了郊区化的进程。麦西河对岸的维勒尔半岛便成了利物浦郊区化的首选之地。阳光之港在规划和房屋设计上都引领了时代潮流,工人住宅有红砖突窗的维多利亚式,也有黑瓦白墙仿佛中国西南川斗式的都铎风格。这些美仑美奂的工人住宅完全颠覆了《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留给我们的印象。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心中的阳光港”,作者评论阳光港“建筑都是成组成团,十几户二十几户围合起来,造成一种舒适亲切的小村庄的氛围”,又如“房子没有闭合的院子,出门就是公共空间和草地。可见,利华先生要的是一种类似社会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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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露天游泳场改造成的花园中心里,我遇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曾经在南方不远的一座城市切斯特做飞机工程师。在7年前退休之后到阳光之港买了一套房子养老。他告诉我说法律规定这套房子的外立面不能有丝毫的变动,住户只能在房子的内部做一些适于生活的装修。老人还告诉我,在维多利亚时代,关心工人福利住房并且努力去实践的企业家不仅利华一人。

  今天,阳光港已经汇入了麦西河南岸连绵的都市带,河底隧道、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便捷的公交车将这个都市带变成了一个整体“通勤区域”。人们在这里上班,住在别处,或是住在这里在他处工作已经很寻常。但是,歌剧院依然上演着节目,利华工厂依然在生产,阳光港在学校下课的时候充满了孩子们的欢笑。特别是当你从“小岗桥”走下来,从散发着典雅的维多利亚气质的建筑和百年古树之间穿过,来到火车站方便无比地乘上城铁,回望这个世外桃园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动,为这个世界上曾经以艺术家的激情工作和创造的人们。

  花园中心内另外的一些客人,多半是祖父祖母带着孙子孙女到这里来购物休闲。林荫道上园林工人一边给大树修剪枝叶,一边将剪下的树枝粉碎之后撒在树根的周围,博物馆中间参观的人也并不很多,只有到下课的时候,小学校的操场里就像飞来了满树的麻雀一样欢声动地。今天居住在阳光之港的人口不足两千人。

  与阳光之港的宁静完全不同,在北碚的轻轨终点站的周围、在中山路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络绎不绝,参天大树遮盖的树荫之下洋溢着红油火锅、麻辣烫令人振奋的香味。北碚也是一个集产业、文化教育、居住生活于一体的山水园林城市,但人气之旺盛令阳光之港无法相提并论。闲坐在公园椅上的老人友善地打量着来往的游人,路边摆着各种专业的工具等待见工的农民工蹲成一圈一圈打扑克下象棋。推车挑担或扛着棒棒的乡下农民售卖着他们新鲜的油桃、李子、蜜桃和葡萄。无论是临街的铺面还是店家的摆设都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轻轨站前出租车排成一列,秩序井然,让人感到跨越80年社会建设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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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路边馆中的重庆小面,麻、辣、香、爽,谁能抗拒得了如此的美味啊。

  比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北碚,当年的平房和吊脚楼今天都已经长成了多层甚至高层的楼房,70平方公里居住了70万人口。从小生长在北碚的亲友们会说当年放学就趴在博物馆台阶上做作业,会说文昌宫里哪间房住的是哪个同学家,会说博物馆的走廊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我便沿着他们的讲述在城中漫步,往往步换景移,意外发现了印象中的景点。

  当年卢作孚建设的火焰山公园后来叫作北碚公园里,地方政府专门辟出了一片园中之园,名为“作孚园”。夜幕初降时,在他挺直清癯的汉白玉身影下是一群刚刚跳完广场舞的大妈和大嫂,在这里用力拍打着相互的筋肉,发出震天的响声。走出公园,广场舞的节奏、卡拉OK的嘶吼让整个一条中山路充满了活力的噪动。到了22:00点,所有经过扬声器放大的音响齐齐静了下来,让你享受一个可以沉浸梦乡的夜晚,到第二天清晨,再随着太极拳的音乐和摩托车的嘟嘟声继续开始喧闹快乐悠闲的一天。

  阳光之港是英国工业革命一百年之后城市化进入了郊区化阶段的产物,阳光之港的宁静是典型的英国大都市郊外居住区的气质。

  北碚则诞生在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的阶段,建设动力不是大城市人口的疏散,而是乡村人口的聚集。而真正大规模的聚集是在卢作孚逝世40年之后,当中国重新对人类先进文明开放,重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加速城市化阶段,重庆主城已经长成千万人口的大都会,而北碚也自然成为人气旺盛的小城市,她的的暄闹是川渝地区城市共同的特点。

  “绅士”与“君子”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威廉·利华和卢作孚,我愿意用“绅士”和“君子”。“绅士”一词产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不一定出身于贵族的资产阶级一旦富裕起来免不了种种暴发户的丑行,于是就有人营造了一种专门培养上流社会教养、礼仪和品味的环境,温泉之城巴斯就扮演了这样的环境。在那里看似无所事事的有钱人在一起附庸风雅,其实是在陶冶着他们的品格和情操,磨练着他们对英格兰这个在苦难和战争中崛起的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当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绅士克尽职守维护着英国法律、社会秩序,在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关于绅士们面对生死存亡不愿丢下老弱妇孺而以身殉职的故事。世界的历史是一幅彩色的图像,用黑白照片只能拍出殖民地的压迫和反抗,而用彩色照片就可以看到文明植入的秩序、绅士的人格力量。一旦绅士创业成为企业家,他们往往就变成了慈善家。威廉·利华是这样、威廉·莱奥德是这样、拉尔夫·艾伦是这样,之后美国的卡内基、洛克菲勒也是这样。

  比起英国的绅士和慈善家,卢作孚的人格力量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解他的人说他是“一文不名的亿万富翁”,因为他并不从自己的企业按股分红,而是拿一份固定的薪水,年底和所有优秀员工分一等的奖金。如果说威廉·利华做绅士做慈善家的动力在于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卢作孚以身作则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动力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风。卢作孚那一代中国的“君子”生活在风雨飘摇国难当头的年代。他们以毕生的奋斗要追求一个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了让自己的祖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一个独立自主强大的“新中国”是可以感召他们聚集之下舍生忘死的旗帜。1950年,联合利华与所有英美资本退出中国,当时在香港的卢作孚面临不同的选择。假如听从朋友们的劝说留在香港,多年以后就会有一个华资的航运公司在大洋上与马士基这样的船公司比肩;如果他去了美国,今天我们会听到另一部爱国侨领的传奇。

  卢作孚纪念馆位于峡防局旧址,参观的人并不多,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似乎凝聚着一个令人心动神摇的巨大气场。我在北碚前后两天,先后去了纪念馆两次。一个人独自在展厅中凝视沉思,仿佛和一位伟人在心中对话。生平陈列大有欲说还休之感,听着半个世纪风云变幻高歌猛进,不料却在最高潮处用四句遗嘱戛然而止,“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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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在麦西河畔,我曾走访一个乡间的小商店,这里售卖着各种农场的土特产。例如专门喂鸟的杂粮、喂兔子的饲草和垫兔子窝的木屑。我们请教店主为什么不开办民宿,回答说土地是租用的,主人在合约中规定不能开展乡村度假一类的业务。我问地主是谁呢,是威廉·利华的后代。阳光之港诞生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作《共产党宣言》的40年之后,工业革命造就出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充分的矛盾斗争,使英国社会确立了一些共识基础上的底线。企业可以跨国兼并重组,工人可以依法组织工会,思想家可以主张阶级斗争,但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钦敬卢作孚先生的高风亮节,却不必再来歌颂他的“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不应对企业家再做道德绑架。我们应当尊重和敬畏企业家所拥有的合法神圣的财产权利,当企业家自己掌握企业发展和人生走向的时候,才不会再出卢先生的悲剧,我们也才补上了人类文明的一堂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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