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日前，城市化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发文表示，考虑和选择能够启动新一轮国民经济J型增长，在基本不触动国有和集体土地等最终所有制形式的前提下，需要有突破性、大强度的知识和土地等使用财产权突破性体制改革。

    周天勇表示，20世纪1978年后30多年来，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纪末后期三次经济增长下行，将其翻转到上行，并实现J型增长，不是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的，也没有看到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是其启动的初始力量，而是党和国家经济工作重心转变、农村联产承包，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允许外资进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强大的突破性改革启动的。

    这一次新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还不可能由颠覆性创新和产业革命启动。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拉起，将L增长型翻转到J型增长，可以依靠技术和产业创新来实现。周天勇表示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1）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从第一次和第二次颠覆性技术出现，到形成工业革命，在百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次信息颠覆性技术到形成工业革命，时间在50年以上；第四次技术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时间更加缩短，但是至少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

   （2）与前几次单一，或者几个少数颠覆性技术出现不一样的是，这次产业暴发式革命，需要一组、多个、交叉、复合，互为影响和配套的颠覆性技术出现。中国现在开始，培育、发现、试验到成熟，以及大规模应用，形成一组颠覆性的技术及其引暴的产业革命，可能不是10年内能完成的事。

    这一次新的J型增长，也不可能由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这在2008年底时有一次操作，即计划投入4万亿元，而且在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5万亿，新增外币贷款折合1万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跌破8%，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而且，在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的刺激，有时不起作用，主要是因为以经济主力人口为基础的消费总需求在萎缩。特别是由于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制造业全面过剩，即使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也不能流入现有的实体经济领域。比如，2016年贷款部门7月新增贷款4636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仍超1000亿元，而且其中的4575亿元是居民住房贷款，可见实体经济贷款少之又少。也就是说，中国遇到了日本一样的问题，即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去有效的作用。而且，选择一般性、单项性、成本过高性的改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农村耕地体制改革等，也很难启动新一轮的J型经济增长。

    周天勇认为，从目前已经从事过的改革领域看，只有产权体制改革，还是没有到位；然而，这也给通过进一步产权改革来释放各方面的活力和动力，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其涉及到各个方面，如知识产权的明确和保护，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股权换安置和搞活的改革，建设项目的PPP模式，农村宅地林地耕地的优化配置，城镇资金以市场的方式流入农村，事业中土地等闲置资产的盘活和企业化，废弃地盐碱地改造利用，护林育林与林下经济，形成现代股权和治理结构合理的跨国公司，以房养老保障的推广，用土地和闲置资产等安置下岗职工，房地产永佃制换取征税权等等一系列改革和搞活，都与产权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有关。

    周天勇强调，这次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由于人口收缩和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拽力特别大，要使L型下行的经济增长，重启为J型增长，甚至力度要比前两次经济增长下行翻为上行时所采用的突破性改革力度还要大才有望实现翻转。而各种比较来看，除此之外，找不到其他牵一发可动全身，力度更大，或者与此一样的突破性改革。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中国人口萎缩和经济下行压力这样大，人口众多而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有动力，能创造更多财富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让许多人从无产者成为有产者，有恒产，是其模式最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