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短二十年的黄金窗口期，台山和五邑城乡出现了一场罕见的建设大潮。“境内村舍皆有革新气象，生活程度甚高，地价亦异常昂贵”。如此昂贵的地价谁来买单呢？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是谁推动的呢？如此海量的财富是谁创造的呢？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富商巨贾，而是千万个华侨也就是出洋打工的农民工。当一幢幢洋楼、碉楼和侨圩拔地而起的时候，它们的主人多数都是在美国、东南亚的低收入阶层。正是农民工这个群体通过借债凑钱闯出国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城市化中参与了财富的创造，承担了最终的成本。这是一场打上了西洋文明深深烙印的城市化。以建房为例，台山在二十世纪初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侨房：

　　独栋的雕楼，将岭南传统的炮楼与欧洲城堡结合起来；

　　连片的侨村，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将土地整体通平，规规整整地规划出棋盘格式的宅基地，如联兴侨村，每块宅基地都是12ⅹ14米的面积，高度也完全一致；

　　由雕楼护卫的侨村，其典型应是燕溪里，兼有防卫和居住的功能；

　　而桥圩是这场城市建设中最经典的代表，这是一些座落在路口要冲、以柱廊和骑楼联排围合出小广场的新市镇，完全是欧美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例如汀江圩，由骑楼围合出的广场约6000平米，是标准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广场的规模；公益埠，则是按北美中心城市的方式规划成致密紧凑的棋盘格路网，由内设中庭的联排骑楼填充起一个个一公顷左右的街区；非常有趣的是上泽圩，在广场的中间布置一个单层柱廊围合的菜市场，这完全是英国“最美乡村”科茨沃兹的范式。侨圩不仅是居住功能，它们联通着水运甚至是铁路，成为一个地方交通、商贸的结点。

　　农民工，就是在城市中务工但并不享有市民待遇的农民。中国的农民工就是家乡有宅基地和承包田、城里没有社保和退休金的工人；当年美国的华工是在美国的铁路矿山打工、却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工人。

　　农民工在城市化中不仅付出了血汗，而且承担着“违法”的风险。假设一个赴美的华侨在辛苦劳作10年到20年之后才能积蓄一笔足以返乡置业资金的话，那么台山侨房的投资者至少也要在19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美国打工，那个时候恰恰是《排华法案》生效期间。台山侨房以铁一般的证据告诉我们《排华法案》并没有限制住从四邑到美国的民工潮。这是怎么回事呢？和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一样，农民工进城是要冲破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束缚。从最初自带口粮进城打工，到后来跨省跨国闯世界，他们冒险、吃苦、“违法”，没有这种“集体的建设性的违法”就没有当年台山、今日中国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