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新华社消息，备受关注的“太湖垃圾偷倒事件”19名嫌疑人被抓获。偷倒垃圾被全部清运并实现无害化处理，倾倒场地已开展生态修复。

　　消息说，为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苏州明确本地外垃圾不得进入苏州，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同意不得设置垃圾消纳场所。

　　与被倾倒地的官方表态相似，7月22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全面停止建筑垃圾外运处置。

　　6月下旬，苏州当地民众发现，有多艘装载上海垃圾的货船昼伏夜出，将一船船散发异味的垃圾倒在太湖的“掌上明珠”西山岛上。愤怒的苏州人将8艘货船扣留下来，苏州警方介入调查，发现现场被倾倒垃圾12000余吨。

　　7月14日，江苏海门新江海河畔，又有两艘满载上海垃圾的船只，在当地偷倒垃圾。相关部门初步测量，现场倾倒的垃圾1000多吨。

　　新京报记者调查，近年来，上海自身处理城市垃圾的能力已接近饱和，导致本地处理垃圾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在上海周边，处理垃圾的成本则相对低廉很多，一些人因之乘隙而入，做起了“垃圾生意”，并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上海垃圾外倒事件，也将中国特大城市面对垃圾围城的治理窘境，置于公众眼前。

　　上海垃圾偷倒江苏

　　7月19日下午，江苏海门新江海河苏州路桥河畔，两艘安徽籍的大铁船毫无生机地停靠在岸边，它们是上海垃圾偷倒海门的“主角”。

　　这是两艘被查扣的“垃圾船”，海门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兴介绍，两艘船的船主是亲戚，安徽霍邱人，常年在南通地区跑船。此次是受南通人王某所托，从上海将建筑垃圾运到海门。两船6月28日在上海装船，7月1日出发，7月10日抵达海门，13日开始卸货，但一天后继续卸载作业时，被群众发现。

　　距离两艘船不远，是一个垃圾场，面积比一个篮球场大，现场垃圾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少量生活垃圾混入其中。两台挖掘机正在工作，旁边的路上一溜停靠着将近30辆货车等待装载清运现场的垃圾，目的地是海门的垃圾填埋场。

　　一位司机从挖掘机上跳下来，他说挖掘机需要加水，连续的工作让挖掘机也受不了，但领导要求尽早将这1000多吨垃圾清除掉。

　　“垃圾船”上的一位船员称，他们只管开船，有老板找到他们，要求将垃圾从上海拖到海门，每吨9元运费。至于这些垃圾到底从何而来？是否合法？这些船员则表示不得而知。

　　和海门垃圾倾倒事件一样，太湖倾倒事件的多艘船主也称自己是受人所托。其中一艘船的船主介绍，一位姓陶的老板找到他们，说有一批建筑垃圾，要运到苏州太湖戒毒所附近，经一再协商，最终敲定每吨运费为14.5元，陶姓老板口头承诺卸货后付款。

　　据了解，多艘货船参与了此项业务的运输。案发时，苏州方面现场扣留了8艘还没来得及卸载的垃圾船。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苏州相关部门从7月14日起开始清理倾倒在太湖西山岛上的垃圾，到19日现场垃圾全部被清空，去处是该市七子山垃圾填埋场。据统计，此次共清运偷倒垃圾2.25万吨。8艘还没来得及卸载的垃圾船，将原路运回上海处置。

　　垃圾围城的现实

　　接连发生的上海垃圾外倒事件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置于舆论中心，该局是上海垃圾清运和处理的业务主管单位。

　　该局废弃物管理处处长邹华先是在苏州调查太湖垃圾倾倒事件，调查尚未完毕，海门垃圾倾倒事件又发，邹华不得不带队紧急赶赴海门。

　　据上海媒体报道，针对两起垃圾倾倒事件，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初步的调查结论是，无论是建筑垃圾产生地、消纳点、转运码头与船只，均未在该局备案。

　　换言之，偷倒在苏州太湖和南通海门的上海垃圾，均未取得合法手续。民间所谓“偷倒”，名副其实。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拒绝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一位了解内情的上海公务员介绍，接连发生的上海垃圾外倒事件让上海的领导“很恼火”，领导认为这对上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要求马上采取措施。

　　当江苏海门再发上海垃圾倾倒事件后，上海方面很快做出决定：建筑垃圾一律不再外运。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上海海事局下发的紧急通知显示，该局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对辖区内的渣土船的拦截检查，尤其是前往江苏、浙江方向的渣土船，一律暂时扣押，严禁出港。通知措辞非常严厉。

　　相关报道显示，这已不是上海垃圾偷倒事件第一次发生。此次受害的是苏州和南通，去年无锡、常州也因此“上榜”。

　　去年5月，无锡惠山区洛社镇发现当地被人掩埋上千吨生活垃圾，经调查来源是从上海用船偷运而来。

　　仅仅一个月后，常州地方海事局接到举报，有4艘货船载有上海2000吨左右的生活垃圾，沿大运河运到了常州，试图偷埋处置。

　　放眼全国，“偷倒垃圾”事件不独是上海所有。按媒体报道，这些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生。比如深圳生活垃圾偷倒清远、甚至跨省运到江西赣州于都县。

　　今年3月，河北省巨鹿县警方查获一起跨省非法倾倒固体废物垃圾案，现场发现由山东省非法运输至巨鹿倾倒垃圾400吨。

　　越来越多的“偷倒垃圾”事件的背后，是垃圾围城的现实。据《中国建设报》2014年8月18日报道，中国大陆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垃圾占地面积达5亿平方米，并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垃圾矛盾最为突出。

　　据上海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数据显示，2016年1到6月份，上海建筑垃圾申报总量达3915万吨。该局废管处处长邹华介绍，最高峰时，上海4天产生的建筑垃圾就能堆出一座金茂大厦。金茂大厦曾是中国大陆最高的大楼之一，楼高420.5米。

　　如此巨量的城市垃圾往何处去？这是每个城市管理者都十分头疼的问题。上海一位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大部分仍以填埋为主，少量垃圾通过焚烧等方式处理，填埋法固然方便、经济，但需要大量的空闲的土地，这对寸土寸金的北、上、广、深而言，自然是捉襟见肘，因而矛盾越发突出。

　　目前，上海本地处理建筑垃圾的能力已接近饱和。上海市建设协会副秘书长胥和生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介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面临垃圾处理难题，因为直辖市和其他省份比起来面积小，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市域范围内产生的垃圾。

　　灰色产业链

　　新京报记者调查得知，大城市垃圾处理的难题，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商机”。有人专门做起了“垃圾生意”，并因之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

　　追溯倾倒在江苏两地的垃圾来源，当事人均提及了一个码头的名字——上海惠宾码头。该码头在地图上并未标识，新京报记者费尽周折才在上海嘉定区浏翔公路蕰藻浜桥找到它。码头依河而建，一面靠河，三面都是水泥围墙，占地和一个足球场相当。现场大门紧锁，门口没有任何标识，码头上堆有少量的建筑垃圾，岸边还有一艘货船停靠。

　　两位留守的码头工作人员证实，码头老板已被苏州警方带走，码头7月4日已停止营业。

　　新京报记者调查获悉，惠宾码头2014年4月获准营业，经营范围是工程渣土转运。相关证件已于去年11月9日到期。后经该码头申请，延期至今年2月7日。其后该码头的港口经营许可证一直没办下来，这也是该码头没有进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备案的原因。

　　换言之，从今年2月7日起，惠宾码头实际上一直在超时限、无证经营。

　　知情人介绍，惠宾码头所有人为唐某，唐委托顾某（音）现场负责。目前，两人均涉嫌污染环境罪被苏州警方刑事拘留。

　　据了解，惠宾码头以前经营工程渣土，昆山、太仓等上海周边地区，因为城市建设，大量需要土方，于是惠宾码头便成了中转站，上海大量的土方经该码头运出，后来工程渣土生意没落，惠宾码头转而开始经营垃圾生意。

　　渐渐地，以惠宾码头为中心，一条上海垃圾的转运灰色产业链形成。城市垃圾经过各种渠道进入到惠宾码头，惠宾码头会通过中间人寻找上海周边的接纳地，依附码头的船老大负责运输，接纳人负责当地卸货处理。

　　据海门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兴介绍，此次事发，便是因海门当地一家复合肥厂扩建厂房，需要平整土地。南通人王某与惠宾码头对接上。从5月8日开始，王某先后从上海运回7船建筑垃圾，前四船都是建筑垃圾，已被用作铺路；后3船则被掺入了生活垃圾，复合肥厂拒绝接收。于是偷倒在新江海河岸边。

　　去年5月，发生在无锡的上海垃圾偷倒事件，可更好说明这一产业链间的利益关系。该案已于今年1月21日、5月6日两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公诉机关指控，徐国强与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达成口头协议，由他负责处理杨浦区的部分生活垃圾。2013年到2015年期间，总共处理生活垃圾4万多吨。

　　徐国强通过徐彪以每吨70元的价格将垃圾运出，而徐彪则通过崔明荣和须金法，在无锡惠山区洛社镇找到一块空地作为垃圾卸点。

　　崔明荣在收取了徐彪每吨30-40元不等的费用后，联系了挖土机、推土机，在惠山区洛社镇垃圾倾倒处建造了一个简易码头，协助徐彪等人偷倒生活垃圾，并用建筑垃圾、土块等进行掩盖。须金法在法庭上承认，倾倒垃圾的地点是他找的，事后，须金法从崔明荣处共获得9000元报酬。

　　该案呈现了一条脉络清晰的垃圾跨省偷运的产业链，从垃圾收集开始，转运、装卸、受纳等，几乎每个环节都有人受益。

　　一位知情者介绍，上海一些负责垃圾处理的机构，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它们自身消纳垃圾的能力有限，有人帮助将垃圾运出，“何乐而不为呢？”

　　悬殊的价格差

　　上海垃圾跨省偷运的背后，是两地处理垃圾的悬殊成本差。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总工程师唐家富曾算了一笔账：如黄浦区运送一吨垃圾到老港，需要先将这些垃圾进行收集后运送至中转站，这笔费用为132元/吨；经中转站压缩后运至码头，费用为65元/吨；水运的费用为210元/吨；再加上50元/吨的环境补偿费用，总共高达400多元。

　　将垃圾从上海运出所需费用则低很多。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如果只是运到上海周边的苏、锡、常等地区，每吨花费200元都不到。

　　这位曾经参与过上海垃圾生意的知情者介绍，上海的建筑垃圾较为吃香，一来外地修路、填坑时也需要；而上海本地因处理能力饱和，急切希望将垃圾出手，中间人可以“两头吃”，其间有利可图。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上海垃圾偷倒无锡事件之后，上海开始严禁生活垃圾外运，全市实现闭环管理。所谓闭环管理就是指生活垃圾产生后，从收集、运输到最终受纳地，都是政府指定的企业或单位运营。至于大量的建筑垃圾，因为建筑垃圾本身也是可利用的资源，上海市对其实行市场化处理。

　　上海绿化市容局废管处建筑垃圾管理科科长刘东生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上海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建筑垃圾产生量大，资源化再利用是最好的出路。”

　　但随着上海周边城市的发展，上海建筑垃圾市场化处理的机制开始失灵。

　　一方面受制于环保门槛，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经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有知情者告诉新京报记者，随着各地越来越重视环保，建筑垃圾跨省处置，要得到环保部门的同意，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难。

　　另一方面，上海周边也在迅猛发展，各城市自身也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垃圾需要消化。因此，上海建筑垃圾外运消纳的难度越来越高。

　　有业内人士称，政府指定的环卫作业单位开始放弃建筑垃圾业务，因为很难拿到相关合法手续，倒是一些私营的保洁单位，开始频频接单，利用上海和外地的价格差，违规将垃圾运出上海，并从中获利。

　　发生在苏州太湖和南通海门的两起垃圾倾倒事件便是如此，事件当事人都未取得环保部门的许可，便偷偷将垃圾运出上海。

　　这条灰色的产业链只需搞定接纳地便可轻松获利。一位环保人士说，如果不是他们在建筑垃圾中混入生活垃圾，此案很有可能还不会发生。

　　治理窘境

　　目前，苏州太湖和南通海门两处被倾倒的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上海市则祭出了最严的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7月22日，针对沸沸扬扬的上海垃圾外倒事件，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正式回应称：全面停止建筑垃圾外运。

　　该局相关负责人坦承，长期以来，上海都依靠“市场自发的平衡机制”来处理建筑垃圾。而随着周边地区对上海“砖石瓦块”需求量的减少，这种市场机制开始失灵。未来，上海建筑垃圾管理将由“依靠市场自发平衡机制”，调整为“由政府托底”。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废管处处长邹华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这次事件后，上海决定自我消化（建筑垃圾），“现已确定在浦东机场外围的围海造地工程，以及柘林塘绿化造林工程中，使用工程渣土。”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上海是否真有能力消化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垃圾尚有待观察。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的相关统计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上海建筑垃圾申报总量近3200万吨，其中1836.3万吨是通过船只运至外省市。

　　换句话说，过去上海的建筑垃圾中，将近60%的份额都是运往外地处置的，一旦全面停止建筑垃圾外运，上海实现建筑垃圾自我消化的压力可想而知。

　　上海一位基层渣土管理人员对此表示“很不乐观”。他告诉记者，这几天在上海的城郊接合部，已经出现建筑垃圾乱倒、偷倒的现象。

　　上海一位资深环境记者表示，此次上海垃圾外倒事件，一方面曝光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同时也将中国最发达城市，面对垃圾围城的治理窘境，置于公众眼前。

　　“根本的解决之法还是需要做好垃圾分类”，知名垃圾处理专家、同济大学教授杜欢政介绍，前端分类好，后端处理成本就低。

　　事实上，政府已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2000年6月，包括上海在内，北京、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然而16年下来，这一工作收效甚微；而另一边，垃圾围城的形势愈发严峻，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固体垃圾产出国，产出垃圾占东亚垃圾产出量的70%。

　　杜欢政呼吁社会对垃圾分类应该抱有耐心，他表示，垃圾分类本就需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在20日上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杜欢政建议垃圾分类分步走，“居民无法强制，可从单位开始，一步一步培养。”

　　7月22日的发布会上，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宣布，到2017年底，上海所有单位要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到“十三五”末，要基本实现居住区垃圾分类。届时，上海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或将有望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