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轮回

文/丁刚（资深报人）

　 缩小第二波城市化所造成的城乡差别，瑞典人的建议是，增加资本收入的税赋，减少对工资收入的税收，用以补贴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
　　在我的印象中，瑞典的中小城镇总是那样一副古朴、清丽的模样。在瑞典工作的那些年，每每出差路过小城镇，我总喜欢在老街上走一走，而每每走过窗口挂着鲜花的老宅时，我又总是会羡慕如此恬静的乡镇生活。
　　 “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憧憬，但对于那些小城镇的青年人来说，去斯德哥尔摩那样的大城市学习工作，依然是他们的首选。”当我和瑞典著名政治家比扬·冯西斗先生讲起我对瑞典乡镇的印象时，他笑着对我说了这段话。
　　 冯西斗是社会民主党的元老，曾任瑞典议长。在北京，他向我讲述了全球化进程中瑞典面临的新的“城乡差别”问题。
　　如果冯西斗先生和我谈起中国或是别的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别，我丝毫也不会惊奇，这几天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吗。可冯西斗先生说的是瑞典，一个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已无城乡差别的国家。
　　他告诉我，瑞典政府去年请3位挪威经济学家就全球化对瑞典的影响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从报告看，全球化给瑞典这样的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估计至少可使瑞典的GDP增长约25%。但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活动的地缘分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通俗点讲，就是出现了重新城市化的趋势。
　 所谓的“重新城市化”，是相对于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化而言的，在一个多世纪前席卷西方各主要工业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向城市，成为城市的居住者。不过，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减缓，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城市向原来的乡村地区的回流，很多大企业也从大都市迁往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
　 现在出现的新一波城市化，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展而开始的。严格地说，是大都市与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之间出现了差别，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实际上已经消失。
　　 据三位学者调查，全球化对瑞典影响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以往以货物为主的出口正逐渐被知识密集型产品所取代，金融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产品的创造者主要是高学历、高技能和高收入人群，他们更多地选择居住在像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都市及其周边地区。三高人员在瑞典大都市居民中所占比例近年来显著增加。
　　 这个报告引起了瑞典政府和学者的担心，随着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的青年人大批流向中心城市，而三高人员无法回流到中小城市，最终就会使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边缘化。
　　 从基础建设等方面来看，瑞典的大都市和中小城市、边远地区之间的差别不大，但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和延续，最终很可能会导致新的城乡差别，使两地之间的劳动就业、子女教育，以及福利水平出现明显差距。
　　 为此，三位经济学家建议，增加资本收入的税赋，减少对工资收入的税收，用以补贴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这个建议似乎也没有太多新意，无非就是让大都市那些收入高、积蓄多的人多交税，而让那些靠工资吃饭的人少交税。但它却体现了瑞典人用税收来确保分配公平的传统思路。
　　 这让我很快联想到了眼下中国正在讨论的城乡差别问题。虽然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与瑞典不在同一个层次，中国尚处在第一波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二者又有相似之处，比如，知识人口向主要城市的流动和由此带来的两地之间收入差距的加大。
　　 报告中“重新城市化”的景象，有点儿像历史的轮回，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之后，城乡差别居然会在瑞典这样的国家露出苗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城市化的进程会不会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寻找平衡的过程。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