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外各种环境条件进行动态考察和趋势分析，从而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是我们正确制定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前提与基础。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全面分析我国“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基础上强调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统一认识、凝聚力量，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更加奋发有为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战略目标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环境分析

　　国际环境总的特点是两个大趋势和一个总潮流没有改变，即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一是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目前，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实力在上升。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二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目前，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新的跨国并购、跨境投资、技术合作和产业转移势头正在上升。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优化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拓展发展空间，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三是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现实选择。

　　在国际上两个大趋势和一个总潮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度负债、过度消费模式被打破，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重振制造业来恢复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受阻，在努力稳定外需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输出国借助资源优势，加强资源自我开发利用，延伸产业链，试图改变单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大调整，将给国际市场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带来较大影响。在需求面，消费将持续不振；在供给面，竞争将更加激烈。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指对国际重大经济、财政、金融、货币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解决的组织机构及其协调活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原来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形成更多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此，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三是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大的经济危机对于旧的产业结构来说是一种清理机制，对于新的产业结构来说则是一种催生机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多重压力下，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正处于新的孕育期。世界许多国家把加强科技创新、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点，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四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复苏缓慢，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则率先复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国际事务中，发展中国家正在争取更多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但影响和平、发展、合作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首先，两个“压力”即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其次，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特点决定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特别是国际上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时有加剧。再次，目前世界经济继续复苏的动力不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内形势分析

　　国内经济走势总的特点是：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阶段，“五化”相互促进，发展空间还很大。

　　工业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基础。工业化过程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初步发展，工业比重超过农业；第二阶段是工业化深度发展，农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工业比重也下降，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从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看，我国工业化发展总体上尚处于中期阶段，实现工业化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任务。“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加快推进工业化，提高工业化的水平和质量，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信息化是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呈现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后发优势，引发了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我国在高起点上推进工业化提供着重要技术支撑。“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进一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建设信息中国。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重要载体，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大潜力所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5年的43%上升到2010年的47.5%，年均上升0.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我国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预计到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对于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这将是一个历史性重大变化。

　　市场化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制机制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国际化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目前，我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培育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除了这些长期向好趋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有一系列有利条件。

　　从需求面看，我国市场潜力巨大。“十一五”时期，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700美元提高到4000美元。对于地域辽阔、拥有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说，今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提供广阔的内需市场，有力拉动我国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升级。

　　从供给面看，我国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在资金供给方面，我国拥有不断增强的财政实力、较为宽裕的信贷资金和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和资金保障。在科技和教育方面，我国自主创新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实力显著提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十一五”时期由1.3%上升到1.8%。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2009年达12.8万件，比2005年增长142%，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又上升到13.5万件。在前沿技术研究领域，我国取得众多突破，部分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5年的21%提高到2009年的24.2%，在学总规模达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位。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09年的79%。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9年达到9.5年。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交通运输告别了过去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历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先导。“十二五”时期将进一步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发展，基本建成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构建网络设施衔接完善、技术装备先进适用、交通服务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从政策面看，党和政府宏观调控与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十一五”时期，我国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从宏观调控方面看主要有：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必须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强大合力。同时，党和政府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国内经济走势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发展，但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较多。主要是：在群众利益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物价上涨预期较强，房价涨幅居高不下，“城市病”日趋凸显；在经济发展方面，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仍然存在，城乡和区域发展还不协调；在体制机制方面，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上还不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