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在巨灾面前依然从容，以感恩之心重放笑脸。这座城市，努力弥合城乡鸿沟，默默走出最前沿的实践。雄关漫道，志存高远。智慧的蓉城人民正在幸福中创造更加和谐发展的明天。低碳城市，写意田园。”

2010年12月26日，“2010年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成都收获最高荣誉——“民生贡献特别大奖”。

成都自2003年开始推进城乡一体化，2007年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七年的城乡统筹改革之后，今天的成都已经初步形成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局面，让最大多数的人平等、有尊严地享受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才是最高的荣誉。

规划延伸至乡村

一段时间等待之后，记者见到了郫县战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

高德敏很忙，每日到战旗村参观学习的人让他应接不暇。在战旗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全国各地考察团到此参观学习，多为中央、地方的党政机关，“还有很多朋友介绍来参观的，没有登记”。

战旗村新型社区是成都市首批规划并启动实施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社区建设过程中，郫县政府帮助村里引进企业进行市场开发，通过整体规划、集中居住等方式，建成了现在的新型社区，“节约的土地补偿款足够回购房屋，村民基本没有花钱就住进了环境优美的新社区。”高德敏说。

进入社区参观，记者看到，社区由一栋栋漂亮的小洋楼组成，并且配套有幼儿园、卫生站、文化站、超市等设施，俨然城市中的高档社区。

近年来，这种农村新型社区规划逐渐在成都普及开来。“以往城市规划只集中于城区和近郊，很少将乡镇、农村纳入进来，导致了农村发展建设的无序状态。成都则改变了‘规划不下乡’的传统，将规划延伸至乡、村一级，变单纯的城市规划为城乡规划。”成都市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社会处处长刘礼告诉记者。

“‘全域成都’是成都城乡规划的指导理念。”刘礼解释说，成都在12400平方公里市域范围内，统筹规划中心城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同步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并逐步建立完善了覆盖城乡的新型规划管理体制。

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成都农民居住相对分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下乡”成本高昂。成都通过合理规划，实施乡镇区划调整，撤并了30%的乡镇、47%的行政村，引导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同时改善乡村基础设施。

“我们的乡镇卫生院修得好漂亮，有新人拍结婚照都到那儿。”成都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曾英告诉记者。

漂亮的乡镇卫生院得益于自2004年开始的财政投入。这一年，成都市开始强制性地把新增财政收入大部分优先投向农村，完成乡镇卫生院和农村中小学的标准化建设。

近年来，成都市财政共投入14.5亿元，完成410所农村中小学的标准化建设；出资4.6亿元完成对223个公立卫生院、2396个村卫生站的标准化改造，基本实现了城乡教育、卫生服务一体化。

2008年，成都在灾后重建中以体现发展性、多样性等原则的农村规划建设技术导则，建成了1300余个宜居宜业、特色鲜明的农村新型社区，大大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居住生活环境。

更多财政的阳光照进农村

提升乡镇、农村硬件的同时，成都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市县两级财政统筹，为全市每一村（涉农社区）每年安排不少于20万元的专项资金，交由村民自主安排使用，是改革的重点内容。

这项改革在全国第一次将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纳入了公共财政。“长期以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由财政负担，而到了农村，则要村民自己承担。这个本应是政府该出的钱，以前没有做到，属于履职不到位。”刘礼说。

成都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问题进行梳理，共7大类59项，在分清政府、市场、村级自治组织责任基础上，将专项资金列入了年初的财政预算，共计7.12亿元。

“城乡统筹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投入的问题，需要考虑各区县的财力。”刘礼告诉记者，成都在市域内实施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了远郊欠发达市县在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存在的困难，让公共财政的阳光能够普及到广袤的乡村。成都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状况，确定了不同的分担比例：城区内由区级财政全额负担；市、近郊市县财政按照5∶5比例分担；市、远郊市县按照7∶3比例负担。

一些地方考察成都这项制度后，认为成都财政富裕，所以可以将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纳入财政预算。刘礼并不这样认为，“比成都财政富裕的地方很多，主要还是领导干部财政理念的问题，是实施全域财政还是实施部分财政的问题。”

对于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成都要求各村必须用于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但使用在哪些项目上则由村民自己决定。“社区内部分外来车辆车速很快，村民建议设置一些减速路障，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需要村民筹资，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现在容易多了，可以直接运用专项资金。” 高德敏高兴地说。

在去年战旗村专项资金使用表上，记者看到，12万元用于社区绿化，3万元用于治安管理，2万元用于便民代办事项，2万元用于文化活动，1万元用于社区路障的建设。

有了专项资金后，即使修水渠这样的大项目，村民也不用去求县乡给予支持。成都出台政策，农村可以依靠专项资金申请7倍的融资，用以后的专项资金偿还，利息的80%政府给予补贴。

城乡社会保障并轨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最为艰难的环节。7年多来，成都全力攻坚，逐步深入，最终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

在2003年以来全市农村逐步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2008年，成都颁布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实现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统一、待遇一致。

按国家政策，城市居民的最高报销额度是上一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而农民则是上一年农民人均收入的6倍。成都市执行的是农民向城市居民看齐的政策。

“这块农村居民受益很大，比国家政策规定享受的待遇翻了一番，极大缓解了因病返贫的风险。” 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综合处处长王德平说。

2010年，成都颁布实施《成都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建立城乡一体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并轨。

制度变革带来的变化，可以浓缩在一家农户的身上。老家在新都区农村的庄络察觉到城乡统筹后家乡的变化：乡村公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回家的中巴车变成了公交车；父母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每年缴费40元，政府补贴180元，就可以报销60%的住院医疗费。去年，庄络的父亲气管炎犯了好几次，都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农村的推广，使农民也能像市民一样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庄络回家时正好碰到村主任来劝说他的父母购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们需每人按4500～22000元五个档次交钱建立账户，到退休年龄就可相应拿到每月100元至300多元的养老金。

刘礼告诉记者：“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并轨，最大的进步在于破除了身份识别。社会保障水平不依靠身份来区分，而是依靠建立的体制，缴费金额的多少，由居民自主作出选择。政府要做的是，将保障广覆盖，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为提高村民的养老保障， 2009年，成都在全国首先推出 “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把耕地保护和农民的养老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市县两级政府每年出资28亿元，为那些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基本农田的农村居民提供补贴，其中耕地每亩补贴300元，基本农田400元。补贴款的90%全部划到个人账户上，以支付养老保险。

“养儿防老，不如把土地保护好，保护好耕地，就有钱买社保。”制度的创新带动了村民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