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两极:上学还是打工?
我来自湖北黄冈的一个小村庄。自小我一直是重点班里的差生,在当时的农村,作为女孩,如果上不了重点高中然后考重点大学,就只有打工这一条出路。
1999年,我没有考上重点高中。那年我15岁,只有37公斤,骨瘦如柴。父母觉得这样的我出去打工会被人欺负,于是将我送到远房亲戚任职的一所中专,学了我至今都弄不明白的电子专业。半年后,学校就将我们全班同学送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实习”。所谓“实习”,其实就是打工。
2000年,新世纪的曙光照耀着中国,但在工厂的生活,让我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命运”、什么叫“身不由己”。在流水线上辛辛苦苦工作,每个月也只有400元钱,除了留一点点用来维持自己最简单的生活,剩下的钱就给爸妈补贴家用,供弟弟上学。
那时的我,非常痛恨没有自由、没有梦想、失去自我的状态,也在心底埋怨父母不给我机会上大学。我一直想,上了大学,就不会这么辛苦,不会受这么多的委屈。
公益机构让我上了大学
2002年的一天,我在宝安工业区逛街,偶然遇到一家公益机构的车载流动图书馆,才知道原来还有一群人在做着“公益”这样陌生但又很有意思的事。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接触到了《平凡的世界》等让我备受激励的书,认识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打工的姐妹。我成为义工,经常与一些姐妹一起讨论如果受到了欺负怎么办、如何为这个社会的改善贡献力量……
两年后,我第一次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成为深圳公益机构“小小草工友家园”的全职工作人员,为来深圳打工的兄弟姐妹服务!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小小草是一个旨在丰富工友业余生活、宣传法律知识、培养外来务工者友爱互助的民间公益组织。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机构负责人老王说,希望身边的同事是可以放心交待工作的人。我把这个要求暗暗当作目标努力做到。我天资不高,只有笨鸟先飞,用勤奋坚持的态度面对每一件事。我珍惜所有学习练习的机会,做女工小组、做文学刊物、组织工友郊游、出演戏剧……
与公益接触久了,很多想法逐渐改变了。我开始走出了自己的狭隘,对父母报以理解与感恩之心。对公益的认知,也从简单的“做好人好事”,变成了从社会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找出解决办法。但最大的改变,是从急于脱离打工群体,变成回到工人怀抱,与TA们同命运、共呼吸,从千千万万工友身上,找到明亮的力量。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2006年底,一位叫小敏的年轻女工友,在深圳横岗一家电路厂里,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精神失常,几乎流落街头。小敏病情极其严重,必须尽快治疗,但治疗费用高昂,一个疗程就要数千元,小敏家里非常贫困,难以承担。这个消息在工友中传开,大家在难过之余,开始想办法帮她度过难关。最后,我们决定举办一场义演帮小敏募捐。虽然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但经过工友们一起努力,义演最终如期举办。
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武馆师傅卖力表演功夫、工友乐队用不专业的歌喉演唱最打动人心的歌曲、文学小组表演手语……围观的人群由开始看热闹到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最后清点捐款,一共有1400多元。这笔钱相对于很多慈善募捐,真的很少很少。但这些钱都是收入不高的工友一元一元凑起来的,分量却比什么都重。在之后的分享中,大家相拥而泣,既为小敏的遭遇而痛心,也为工友之间的情谊而感动。
就这样,我们连着演了三次。几个月后,经过治疗的小敏病情大为好转,已经出院,来到了小小草。我见到她,一个文静的女孩,脸上带着笑容。那一刻,我也开始理解了,虽然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普普通通,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我们真的能够让无数的打工兄弟姐妹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大家庭,互相依靠互相帮助,我们这一群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人,让深圳这个传说中冷漠的城市变得温暖如火。
数不清的欢笑与泪水,让我一点点成长。记不清接待过多少需要帮助的工友,记不清曾发放过多少张劳动法资料,与多少位工友成为朋友……几年后,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带小组、接个案、主导内部会议、帮助新同事学习。到了新的机构“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几年的历练,也让我从一个自卑、迷茫的小女孩,变成自信、找到自己价值的“女汉子”。
这些年里,我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幸运的是,我仍旧坚持着向善的初心,坚持着为千千万万平凡普通的工友服务的理念,一步步在前行。
谁说没有改变?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困惑过。很多人说:做这些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
这个真的难以回答。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真的很难说我们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哪些力量。
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我们认为最需要做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沉默的工友明白自身的价值,与大家一起在城市中努力寻找尊严。
无数的工友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来做他们觉得有意义的事,他们找到“自己”,去帮助另外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在“小小草”需要帮助的时候站了出来。他们从三点一线的无名氏,变成乐观、自信、乐于助人的正能量小伙伴,这就是我看到最真切的改变!
最难改变的是人心。这,是我的回答,也是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