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预计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且贸易项下顺差也将持续缩减，由此，中国经济极有可能从商品输出步入资本输出的新阶段。

　　在新形势下，一些新的战略构想，尤其是“一带一路”正在逐步推行。事实上，国外对“一带一路”的热情要远高于国内，因为中国通商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谈判妥协、合作为上、追求双赢”，这也演变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特点——包容性。包容意味着什么都可以谈，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换，即使现在没钱，只要将来可能有，就可以拿现在换将来，由此衍生为双边、多边的经贸合作混合体，从而为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乃至对外开放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冲击。

　　第一个挑战是这种投资合作治理理念与传统国际投资理念不一致。在传统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下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欠债一定要还钱，现在却极可能一手交钱，另一手交未来、交货，欠债可能不还钱而还东西。因此，多层次的自贸区就成为控制风险的重要举措，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落实“金改40条”，是人民币走向全面可兑换的重要部署，在这一部署下，开放促进了体制建设，改革则是为了更好地开放，开放与改革融为一体，世界与中国融为一体，这是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的金融环节太薄弱。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市场脆弱，进而导致金融能力落后。新形势下，中国金融如何深化开放，是重大挑战。

　　亚投行的设立是中国金融对世界的贡献，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所涉地区，存在三个突出的金融错配：一是货币错配。亚洲地区相互贸易往来频繁，但均以第三方货币——美元结算，这意味着美元要有充沛的流动性供应，否则双方都没有支付手段。这是促使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背景，即解决支付手段问题，纠正货币错配。二是期限错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需要大量资本，但实际上流入资本不多且都是短期的，短期资本频繁流动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隐患。因此，纠正货币期限错配，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任务，亚投行的重要功能也在于纠正期限错配。三是结构错配。“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但却又大多被域外机构动员流入到其他区域。相反，其他区域的投资机构又返投到这里，使这里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这种本地区储蓄不能为本地区使用的结构错配，表明这一区域的金融设施非常落后。为使这里的经济稳定发展，显然非常有必要建设金融基础设施。

　　这让我们更易理解上海自贸区的安排，即建立有深度的，面向全球的、开放的金融市场，稳定国际收支，为“一带一路”、世界投资提供更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