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瑞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张章笋对《城市化》杂志记者说，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城市副中心未来将作为北京市的行政中心，而原来北京城六区逐渐成为统揽全国的中央政务区。副中心的建设初衷是为了解决北京主城区人口过于密集，车流量过大过于拥堵等大城市病的问题。

　　张章笋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之下，未来环渤海经济圈将形成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极。随着首都的非核心功能和人口的向外疏解，河北廊坊地区、天津也将进入蓬勃发展期。现在需要的是展开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大投入，以及重大项目的产业布局与落地，以促进整个经济圈的大发展。从现阶段的4万亿、6万亿规模，上升到8万亿乃至10万亿。

　　张章笋表示，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单纯限价限购这一手段不利于整个区域发展的积极性，这时候需要做的是大幅度增加土地供应量。

　　张章笋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做未来人口不减反增的担忧。中央政府的意图一方面是疏解首都的部分功能，让一部分产业外迁。另一层深意是建立环渤海经济圈。目前，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已经形成，3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已经达到10几万亿。珠江经济圈也已形成，一亿多人口，辐射港澳，也将近10万亿规模。因此，华北环渤海区域非常必要尽快崛起一个类似这样经济带动辐射功能的一到两亿人口，10万到15万亿规模的经济圈。

　　张章笋建议，相比而言，环渤海区域经济圈起步比较晚，主要是经济规模没有上来。再一点就是人们的创业、创造、创意意识，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圈。他认为，民营经济在创新经济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活力，这股动力是不可忽视的，下一步充分发挥这股力量的作用，将有利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形成。

　　在京津冀、珠三角与大长三角三者发展的比较中，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张颢瀚认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优点与长处，或许正是当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所要汲取的经验与养分。

　　京津冀区域中，北京的创新园是国际一流的，也是最可持续的，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产业化的缺乏，市场机制、市场动力相对不足，缺少产业平台、产业群体。这就是为什么转化慢的原因，很多北京的成果又到南方，到长三角，到广东转化为产品。

　　再看珠三角，广东的市场化因素是最好的，但它的创新远远不足，甚至在这三个地区是最差的。珠三角还有一个先天的不足就是，它的产业基础是两头在外的订单式经济，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

　　“而订单式经济原则上是不需要超前创新的，人家给你提出做什么东西你做就行了，你还要花多少万、多少亿搞创新吗？不太现实，因为你当前的任务就是满足把明年的订单给他。” 张颢瀚指出，为什么广东的创新不足，很重要的是订单经济，产业本身缺少创新的源动力。

　　而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非常强，产业基础也是全国最好的，民族工业的体系在这里是稳定的、完整的、雄厚的、有活力的体系。市场的动力和活力虽然比广东弱，但是比北京强得多。

　　可以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亦是京津冀如何协同发展，环渤海经济圈如何振兴的挑战。

　　同时，有些缺陷也是京津冀、珠三角等地共性的，比如在中国内地的一些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中心与偏远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上海、北京、深圳是全国竞争力最强的甚至可持续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但是与它们相隔100公里、200公里甚至是500公里的这些区域的城市竞争力却大部分处于与前者相比极低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在富裕的腰上缠着贫困的圈”。这一问题在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尤为突出。

　　清华大学县域经济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曹伟认为，北京过去的发展基本上是粗放式的环线外扩，摊大饼。由于缺乏规划先行，规划规模偏小，土地利用极其不集约，再加之配套服务滞后，功能不完整，职住严重分离等弊端难以缓解，城市新区不仅不能起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作用，而且在城市周边留下了大量城中村、棚户区。这一问题在全国其他区域大城市发展中也广泛存在。

　　而从国际城市发展历程上看，单中心、摊大饼发展模式几乎毫无疑问会导致大城市病。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孟买、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北京城市副中心有效治理并破解大城市病，也将为国内其他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提供模式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