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东西死了，却还活着。这事儿无关纪念，说的是影响。
　　
    五月的第一天，河北省张北县发布了“草原天路”门票定价的信息，不由分说就把收费道闸砸向那条因风景优美而闻名的县级公路，激起舆论场尘土飞扬。还没等日历翻过这个月，50元的收费政策就寿终正寝。
　　
    这就像给一个开场尴尬的闹剧，草草安上一个博得众人满意的结局。有媒体甚至评论“张北县回应社会关切停止收费，值得赞赏”。
　　
    当然，在一项有瑕疵的政策酿成更大恶果前及时纠正，这到底避免了它戳出更大的漏洞，不管出于自觉还是迫于压力，都值得送上宽容的掌声。但是，相对满意的结局并不能遮蔽过程的曲折。如果我们就此离场，任由尴尬落幕，恐怕只会留下一片荒地，短命的政策杂草似的一茬一茬地在这里冒出。

　　且看几个数据。5月24日，张北县旅游局局长杨亮接受采访时透露，只有20多天生命的收费政策，为这个贫困县挣来大约75万元的门票收入。而有媒体调查发现，以往在五一假期两天毛收入达到1.7万元的农家院，收费后“整整半个月收入不足1万元”。一进一出，影响可见一斑。

　　在这里，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作为管理者和社会的重要参与方，政府的决策直接塑造了很多人的生活。每一处错误，再细微，再短暂，都会在层层传递中被逐渐放大，对应个人生活中或大或小的波动，甚至是悲剧。
　　
    换句话说，“科学决策”绝不仅仅是出现在报告里的枯燥表述，而应该像架在高空中的钢丝，被每一个执政者牢牢把握，须臾不得离。
　　
    但尴尬的现实是，总有一些基层部门把社会上微小却真实的个体当作实验室里试错的材料，把未经仔细推敲的决策随意投入其中。或在争议中蹒跚前行，或因反对者众而草草叫停，还美其名曰“倾听民意，回应社会关切”。
　　
    尴尬的现实是，在新鲜事儿每日价蹭蹭蹭往外冒的舆论场，我们只能任由这些没来得及开花结果就萎掉的新闻，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积灰。人们往往以为，短命的政策死掉就死掉了，不会再复燃了，烧不到自己的生活了。反思止步，关注不再，鲜有人考虑，下一次是否还会偶遇政策尴尬的开场，我们的生活将会经历怎样的起伏？
　　
    自3月21日起，深圳市一声令下“禁摩限电”，相关部门雷厉风行，结果却是正打歪着，一些快递员被抓，大量快递员辞职，还想送快递的，拉板车走街进巷。快递生生被逼成慢递。后来政策很快做了调整。
　　
    还有今年3月沈阳实施半天就叫停的大学毕业生零首付买房新政；存活4天，造成市值总计损失7.76万亿元的A股熔断机制……哪一个不为后来者提供深刻的教训，哪一个又真正被做成了警示牌，树立在决策出台的道路上？
　　
    因此，我们必须要说——有的东西死了，却还活着。
　　
    其实，我们很难要求决策者全知全能，预见未来。但是，包括深圳、张北在内的国内大多数地区都有可供遵守的行政听证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行政决策时举行听证。
　　
    可是，本应成为推演政策的沙盘，检验社会接受度试金石的听证会，有时变成了权力的装饰品。或因种种原因无法召开，或将反对意见拒之门外。当傲慢的权力扎根在某些人心中，短命的政策就会伺机冒头。
　　
    张北县的收费政策甫一出台，便有各界人士表达反对意见。短命的政策刚刚夭折，执政者又马上找到了网上预约制管控景区客流量的替代法宝。
　　
    无论是反对的意见还是替代的方案，都不能归结为政策出台后的突发奇想。政府只需俯下腰，多倾听几次，自然能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那个支点。但是权力傲慢地站在当中，不同意见很多时候只能被排斥在外。
　　
    来看一则旧闻。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位曾经的一把手权力如何疯长——“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
　　
    难道没人试图拦下“疯狂而又狂妄”的市长？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的袁奇峰教授说，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原本有常设委员会会议，后来“由于很多项目专家通不过”，便撤掉了。由市长担任主持人，“专家大都听话，很少出现否决案”。而这位教授，“正是因为‘不听话’被取消了委员资格”。
　　
    民主公开的决策，是让短命政策不再滋生的最好良药。它早已隐藏在制度的条文中。只可惜当权力不可一世的时候，有些东西明明还活着，看起来却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