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繁铭现年四十岁，是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初中文化水平，不懂电脑，不懂英语，也没有城市精英那份浓厚的商业进取心，却在两年之内做出了一些让城里人都刮目相看的事情。
    这件事追溯到最初，还得从2001年说起。那一年，他的儿子涛涛出生了，全家人都很开心。可不幸的是，5个月后，这个幼小的生命却在广州一家儿童医院检查出患有“β重型地中海贫血”。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为了维持生命，年幼的涛涛每个月都需要输血一次甚至二次、每天三餐还要吃去铁元素的药物。
    频繁的换血和沉重的医药费用让这个本来就收入不高的家庭雪上加霜，这十多年来，黄繁铭夫妇四处奔波借钱，早已负债十多万。夫妻二人也曾因孩子的病情闹得感情越来越差，甚至在2010年7月，黄妈妈因为对儿子的重病深感绝望而带着女儿离开。
    黄繁铭说：“当时我也几近崩溃，但看到儿子渴望的眼神，我坚持下来。我告诉自己，只要自己有命，就尽一切可能让儿子多活一天。”
庆幸的是，就在去年，好人好事公益教育中心总干事范志明在得知涛涛的病情后，在微博上为其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并带着志愿者从深圳骑自行车到和平县为他带去祝福和生日礼物。
    紧接着，在各方爱心人士的协调和支持下，深圳第二人民医院为涛涛进行了全脾切除手术，涛涛之前因为地贫而肿胀的腹部也消失了。
这件事重新点燃了黄繁铭夫妇的希望，让他们开始对生活充满信心，也让他们明白：只有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社会，面对生活，自助助人，才能从生活的困境中走出来。
    今年6月，正是怀着这样一颗感恩的心，黄繁铭一个人来到深圳，起初，他只是在一些公益组织做义工、学习，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他的公民意识渐渐觉醒，认识到该积极投身到社会，承担起一个父亲，一个公民的责任。
    在爱心人士的协助下，黄繁铭回到和平县，开了一家名为“我乐益慈善商店”的商店。这家商店通过义卖的形式，为和平县包括涛涛在内的19个地贫儿童筹集输血和医疗费用。商店营业之初，困难重重，捐赠的商品也很少，也有很多人并不理解他做这些事的初衷，但黄繁铭还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坚持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慈善商店里面还专门开设了一个国学课堂，在那里，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弟子规》、《孝经》等传统文化经典。从此，他真正开始走向了自助助人的公益之路。
    现在的黄繁铭依然四处奔波，但却不是像往常一样四处借债，而是怀着一颗感恩心在忙于慈善商店的事务。与此同时，他还定期组织志愿者在一些公共场合举办义卖活动，他深深地认识到：每多义卖出一件捐赠人的物品，就能为这些“地贫”儿童们多提供一份资助。
    除了忙于慈善商店，黄繁铭还经常带着志愿者团队清洁街道，宣传预防地中海贫血症的知识，倡导适龄男女积极做婚前检查。他现在的希望是：不仅仅要让自己的儿子健康地成长，而且要在若干年之内，让和平县再也没有儿童受地中海贫血症的困扰。
    看到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非常感动，更有捐赠人表示：“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憨厚、简单的农民却能用自己的爱心去帮助到那么多的人。从这位农民身上点燃的这些爱的火苗，使我们这些城里人重新感受到了那份温暖。很感激黄繁铭，让我有机会为这些孩子们做一些事。”
    这就是黄繁铭，在一批批年轻人离开土地，投身城市，一味追求商业化，人际关系日益冷漠的趋势下，他用他的觉醒和爱心之举，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了温暖，重新拾起曾经丢弃掉的那些优秀的品质。他从土地上传承下来的这些美好的品质，通过他的这些善举，定能薪火相传，走进千家万户，温暖每一个角落。

精彩点评

 范志明：好人好事公益教育发展中心执行总干事

    今天在这样的场合里面，我想对所有愿意听我们讲话的人说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我讲一点点自己的事情，我高中读了四年，大学读了两所，没有人给我发毕业证，但我觉得公民的觉醒或者人的决心并不不能被文凭所左右。我妈妈、我姐姐是老师，我出生在共产党家庭，我爸爸从小教育我诗书礼仪，但是等我到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着不了地，所以我想我能做一些什么事和我的父母、我的姐姐、我的家乡找到一些连接，所以我找到一个公益组织，我也看到很多老师真正为这个民族做事情。我相信，我们民族那么多年留下来的东西是宝贵的，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所以我开始传播孝道，传播中国文化，帮助、发扬中国教师真正的魂魄和精神。我在这五年当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我知道、我能做的其实很有限，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这一生来说都有很大的价值，这与在座各位能关注城市化、关注人、关注中国未来一样。我也希望能与各位老师包括繁铭一起探索未来的路。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

    去年一年我做了两个校园设计，一个是志明支持的广州河源的和谐校园，还有一个是北京一个初中的校园。在河源，我带着我的方案请学校学生提意见，孩子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老师的宿舍在哪里？我当时一懵，这些孩子怎么不关心自己的宿舍，不关心自己玩的地方，而关心的是老师的宿舍，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留守儿童，老师是他们的父母。而北京这个方案呢？孩子问我们的问题是，节日社团活动的地点在哪里？鱼池在哪里？没有一个人问我，我们的教室在哪里？这就是城乡的差距，这就是志明他们的价值，他们让这些孩子有了一个健康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