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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达:农民工“早退”与农民工渐进市民化
时间:2013-02-26 15:55:03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郭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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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农民工“早退”与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问题,我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国外很多人唱衰中国,包括现在讨论比较热烈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全世界从南美到东亚,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金以后,跨越10000美金就很难了。对我们来讲,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条件是,工资收入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们要注意到,一方面,我们过去一直压制工资上涨,这可能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农民工的收入,但是如果过早地提高他们的收入,又可能会掉进福利陷阱,这可能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以及竞争力的提高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民工荒”、工资上涨等现象相继发生。有人质疑,是不是我们的竞争力下降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我们经济学界讨论非常热烈。一方面,2004年以后“民工荒”确实出现了,并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但是产生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了;但另一方面,众多研究表明,中国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测算数据少则4000万,多则2亿,大量实地调查也证明这一点。从现有土地、耕种水平来看,这个剩余劳动力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到来。
其次,农民工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的工资差距。2003年以来,中国的农民工与农民的纯收入之比始终保持在2倍左右。 另外,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并且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目前还在扩大。此外,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也很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民从农村出来?就是因为城市的收入比农村的收入要高。
    因此,民工荒现象不能单纯地用人口红利枯竭来解释,因为现在劳动力还没有那么“荒”,而是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仍然没有到位。
    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51%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看,美国城市化率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超过了50%,之后还出现了大都市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如此,农民进城的动力仍然相当大,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时间。在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进城,又不能在城市待下去,导致农民工“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农民工早退”。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在发展经济学里面还找不到,这是我们的特色,而农民工本身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发展到农民工应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阶段,他们就比较早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导致了“民工荒”的悖论,即:一方面出现“民工荒”,一方面还有很多剩余农村劳动力;一方面农民、农业收入还很低,一方面出现大量农村人愿意往城里走,这是违反常理的。
    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早退”呢?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
    第一,农民工平均年龄低。在深圳,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年轻人,1500万的服务人口,平均年龄只有19到30岁,大量工厂里都是17、18岁的工人。从全国情况看,平均年龄在41到50岁之间,50岁以上的务工人员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第二,短工化趋势明显。就是说,外出三五年或者一两年左右时间人员的比例较大,五年以上的所占比例相当低。我们在重庆市巫溪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工厂工作时间在三年以内的,占41.3%;3-5年之间的,约占30.4%;5-10年之间的,约占19.6%;超过10年以上的,约占8.7%。
    第三,城市缺乏熟练老工人。按理讲,一个城市的制造业、工业要有一定的传承。德国、瑞士包括日本,他们的工业都很厉害,就是因为有传承。再比如上海,为什么上海那么有竞争力?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有很多老工人,因为老工人在一个工种里面的技术是不断提高的。而我国城市缺乏熟练老工人的直接表现就是在沿海城市普遍发生“技工荒”,甚至有人认为“民工荒”的本质是“技工荒”。
    第四,回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率低。数据表明,2004年回流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占78%,从事非农产业的占22%,以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和零售业为主。就目前我们的调查看也是如此。
    以上讲到的是农民工“早退”的现象。实际上,造成农民工“早退”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农民工与市民的福利差别。为什么农民工在城里待不下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是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福利制度水平之间的差距,包括区域间的公共服务投入水平的差距等等。
    第二,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受到影响。本身,农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初中以下人员占百分之七八十。我们2010年在泉州做调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结果显示,25%的人认为缺乏专业知识,学历文凭较低的比例是26%,这是造成农民工“早退”的一个原因,这也表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新农村建设、农业收入的提高。我们在惠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调研表明,十一五以来,包括中央的转移支付、农业收入的提高等等,某种程度上使得一部分农民工认为,回到农村比待在不是家乡的城里要好,这让他们“早退”了。
    第四,沿海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比如,去年深圳的富士康撤离,带走了几十万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大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并且提出“有序”转移,我们认为,渐进市民化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解决农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同时避免陷入福利陷阱。
    之所以要渐进,是因为过快的增长,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可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一种情况是福利陷阱,一种情况是使得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陷阱,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认为,“渐进”解决,就是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有些要全面解决;有些可能要分步解决;有些要快一点解决,有些可延后点解决。
    比如,从教育入手实现均等化,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教育市民化就是义务教育的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加强义务教育由中央或省级统筹。要改革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允许所有考生在常住地接受教育,不光是高考,中考也很突出,这都需要尽快拿出时间表来。同时要改进现有教育的分配制度,包括财政投入、转移支付,以及高校招生的指标分配。现在都是行政主导,这就涉及到行政改革、资源改革、转移支付的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涉及到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我的结论是:避免农民工早退,实现市民化,既可延长“人口红利”,又是“改革红利”,因此是最大的“内需”。
    1、尽快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可以使下一代及以后的农民工不再“早退”。相关的政策调整,已经刻不容缓 。
    2、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要立即为他们提供与当前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那样高水平、全面的保障与服务。一部分保障可“双轨制”,一部分保障可从“双轨”并到“单轨”。
    3、农民工子女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异地高考),就是要尽快解决公共服务,尽快由“双轨”并到“单轨”。
    4、住房保障可以随着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而逐步提供,养老保障可以随着就业的迁移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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