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梁鸿新作《出梁庄记》在京首发，这本新作被视为作者前一本书《中国在梁庄》的姐妹篇。评论认为，《中国在梁庄》以梁庄为缩影观察中国，《出梁庄记》则把视角扩大到城市，从城市反观梁庄，展示的不仅仅是梁庄的世界，还将一个“隐形的中国”带入人们的视野。通过关注农民工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梁鸿让我们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在接受《城市化》杂志专访时，梁鸿表示：“我们亟需塑造一种社会观念，作为农民和作为市民一样有尊严，两者并行不悖。观念的转变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不歧视农民工、不歧视农民，不歧视我们的故乡。这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动员和观念的重新提升，也是多个社会层面伦理的再次建立。”梁鸿认为，城市化的伦理首先是人的完整性。

《城市化》：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您认为这会给梁庄人以及散布在中国的梁庄人带来什么？

    梁鸿：这番话表明，政府正在努力以比较广泛的方式覆盖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值得我们高兴，也值得肯定。但作为农民本身，应该让他们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障，并且这种制度应该和作为市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两个同等水平的制度。现在，国家对农民有很多社会保障，比如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非常好的，也要看到，目前的保障制度对于农民来说还是不够的。比如，农民进城打工后，孩子还要在户籍所在地上学，造成孩子和父母长期分离，这其实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之一。我们要塑造一种社会观念，作为农民和作为市民一样有尊严，两者并行不悖。这种观念的重新塑造非常非常关键，否则，很难改变对农民、农村片面的、歧视性的理解。

《城市化》：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是农民，很多人三辈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为什么我们还会歧视农民呢？

    梁鸿：对啊，追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呢？我想，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观念层面。小的时候，父母会告诉我们，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脱离农村。因为农村最穷，农村最苦，农村最劳累……农村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受苦的地方，的确也是这样。所以，要重新塑造一种观念，农村并不是最苦的，农村生活也可以美好。在这里，人们能够和大自然接触，能够和山川、河流、土地接触，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享受。如果有这样的一天，农村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其实要改变这种观念并不困难。现在不是出现一股逆城市化的潮流吗，很多先行者，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具有独立思考的乡村建设者在重新进入乡村，重新寻找乡村的活力。这个活力包含多个层面，有经济利益的活力、建筑方面的活力、生活传统的活力。他们在不断激发乡村内在的活力，使得我们把眼光重新投到乡村，发现原来乡村那么美，原来乡村包含着我们的过去——情感的过去和生活方式、生存意义的过去。也许有一天，乡村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想去还不一定就能去呢。这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就是今天我们这样一种观念并不是为了仅仅让生活更美好，仅仅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而是为了我们精神的完善——亲近自然、热爱地球、热爱农业。

《城市化》：您认为要消除这种歧视，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起？

    梁鸿：我觉得首先是制度，其次也包含着我们每个人的伦理观。作为工厂老板，当要求工人早七晚七、甚至是早七晚九、晚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些工人的孩子？或许因为大多数工人没有将孩子带在身边，自然就不考虑了。那么，是否应该将他们作为一个人来考虑他们的基本需求呢？比如，他需要老婆、孩子，需要家庭生活，需要休闲时间。如果这样，就不会那么严苛地或者说那么高效率地要求工人不停地劳动了。像富士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工人自杀？我想，这其中不乏富士康工厂高强度的劳动，使得工人只是作为一个机器、一个零件、一个生产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提供他应该有的正常生活，尽可能多地给他一个空间、时间。富士康如此，小工厂就更严重了。另外，很多工人往往靠加班来挣到足够的钱。这说明，8小时工作得到的工资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也说明一些工厂的伦理是沦丧的。
    在这方面，我还是认为首先制度要跟上，另外企业主本身的道德水平需要提升，要让他们有回馈社会的意识，而不是让逐利没有任何约束。这个约束包含外部制度的约束和内在心灵的约束。农民进城打工是挣了些钱，同时也掩盖了户籍制度下对他们以及他们子女的伤害。这个制度多年来造成全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农村的抛弃，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抛弃。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是一个抽象概念意义的问题，它慢慢塑造了一种新的、逐利的、完全功利化的、道德失衡的良心破产。
    观念的转变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不歧视农民工、不歧视农民，不歧视我们的故乡，去真正地爱我们身边的亲人。这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动员和观念的重新提升，也是多个社会层面的伦理的再次建立。我认为，城市化的伦理首先是人的完整性。

《城市化》：在您的实地调查中，伦理的缺乏给外出打工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梁鸿：青岛那边有很多电镀厂，一般金属扣电镀需要把氰化物稀释在溶液里才能够把铜、银、金溶解，再镀到各种首饰上。溶解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蒸汽，这些气体是剧毒的，需要排风设施才能够比较好地保持环境。然而，那里的很多工厂非常简陋，不能提供这些设施。我的一个亲堂弟在班上直接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我俩小时候特别亲，我特别想调查一下他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态。
    我是偷偷说了情才进入电镀厂的。在弥漫着蒸汽的雾腾腾的车间，堂叔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死去的小柱也在这工作了五六年。我问堂叔为什么不戴口罩，他说，口罩太重了，而且有湿气，让人感觉呼吸不上来。一般新工人会戴上两天，老工人都不戴。我看到堂叔的脸有点浮肿，那应该是一种轻微中毒的倾向。也许是他的身体比较好，感觉不明显，而小柱却没能顶住……这让我感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如此重的污染，为什么主管部门视而不见呢？
另外，这个大厂区有两千对（夫妇）工人，只有一对工人的孩子跟着父母一起生活，他就是我堂叔的孩子。我曾在《中国在梁庄》里写过，堂叔的大孩子因为留在老家淹死了，后来生了第二个孩子。为此，堂叔找老板求情，说再也不能失去这个孩子了，一定要把孩子带在身边。老板同意了。其他工人也去找老板，但老板坚决不同意。因为工人晚上至少工作到七点钟，幼儿园五点就放学了，这中间的两个小时谁来管孩子呢？他只好在门卫室玩。万一出什么事，谁负责呢？所以，那1999对夫妇至少有2000到3000个孩子，都无法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晚上，堂婶总是睡不着。她说，自从宝儿死了之后，晚上12点之前从来没有睡着过，宝儿就是他的大孩子。堂婶是一个风风火火、特别能干的人，总是把家收拾得很整齐。孩子死后，她整个身体就垮掉了，经常拉肚子、晕倒、胃疼。为了再要个孩子，她好几年没上班。
    在日常生活中，梁庄的乡亲们都特别开朗，所到之处都是欢声笑语，高声谈论梁庄的事情，但绝口不提这些悲伤的事情。可是，他们精神内层的伤痛还在。我从来没有和堂婶提过她的大孩子，但每次聊天，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自从宝儿死了之后……”。这说明，这件事一直在她心里压着，随时都要蹦出来，只不过生活没有给她机会去诉说，她也没有机会流泪而已。这样一种悲喜交加的生活，这样一种分崩离析的生活，是钱无法取代的。这些让我感触特别大，也是我不断呼吁城市化的伦理要强调人的完整性的根源所在。
    对于我而言，我的能力在于书写，我要把当代农民、农民工书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