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无走过“弯路”？它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法国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城市化？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驻北京大使馆科技参赞的北京昇智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立德先生。

很多见过白立德的人都这样评价他：“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法国‘小’老头”。这让从未与他谋过面的记者充满了期待。记者一行刚踏进他的办公室，白立德便用一口流利熟练的中文热情地招呼道：“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进入白立德的办公室，记者便被其简洁、宽敞、明亮的办公空间和充满中国古典意味的布局所吸引。再看眼前这个可爱法国“小老头”：个头不高，精神矍铄，与这个环境相得益彰。热情招呼记者一行入座后，白立德又用中文谦虚地说道：“我的中文与你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你们顺利地进行采访，今天还是请我优秀的助理代为翻译。”采访过程中，当我们的摄影师提出换一个地点进行采访，以便他更好进行摄影时，白立德欣然同意。我们立时被他谦逊的态度和时刻为他人着想的精神所感动，而他对中法两国城市化的认识及一些独到的观点，更让我们钦佩。采访开始前，白立德笑着说:“来中国工作之前，我一直都对中国充满期待，如今在北京工作近7年后，我已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

中国城市化是一场伟大的变迁

一提起中国的城市化，白立德满脸露出兴奋之色。他说：“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人口迁移数量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中国能和谐地完成城市化进程，必将造福全人类。”随后，他又表示，当今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如农民进城、城市管理和资源利用等问题和当年法国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他笑着对记者说：“我希望能用自己在祖国（法国）的亲身经历和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法国城市化）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当今，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与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变迁主潮集中体现在城市化和都市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对于这一观点，白立德表示赞同，他说：“包括法国在内众多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证明，只有逐步让大多数‘乡村人’转化为‘都市人’，才能使一个国家在完全意义上实现城市化。所以，中国要想实现城市化，就必须把大量进入城市的移民或农民转化成‘都市人’，这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目标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但白立德也表示，虽然中法两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但两国城市化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中法两国完成城市化需要转移的农民数量不同。中国要完成城市化，前后总共有8亿左右农民进城，而法国当时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中，进城的农民数量只有中国的几十分之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曾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城市化变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场最伟大的变迁。

其次，中法两国完成城市化所用的时间不同。法国完成城市化进程总共用了100年，而按照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速度，可能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就有可能完成城市化进程。

不能让西方国家的失误在中国重演

众所周知，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上个世纪完成了他们的城市化。白立德认为，虽然法国较早完成了城市化，但在推进本国城市化的进程中也遭遇过一些困难和挫折，它的一些政策措施以及所产生的后果应该引起中国的重视。他强调，中国在学习、借鉴法国或其他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做法或措施时，一定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盲目效仿或机械照搬是难以成功的。在对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白立德对当前正大力推行城市化的中国各级政府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从大处着眼，统筹全局，切不可顾此失彼或以偏概全，这一点对幅员广阔、地域差异明显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在地区间、城乡之间造成两极分化。同时，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中小城市的吸纳能力，尽量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如果中小城市迁移人口或外出务工的农民全都涌入大城市，不仅不利于各个城市的协调发展，也会给大城市带来一系列诸如交通拥挤、环境破坏、住房紧张等难以解决的问题。

二、正确引导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不仅与经济发展、人口分布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着生态环境。在生态脆弱地区，大量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环境的恶化。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迁移在逐步实现新的均衡过程中，会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这可能会引发多层面的摩擦。虽然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但从短期来看，则有可能带来文化冲突、犯罪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否正确引导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中国城市化能否和谐进行。

三、构建人性化的城市交通。城市交通建设最能反映一个城市政府的规划能力与眼光。一般来说，在城市建设中停车场和道路所占面积不应超过城市总面积的50%。而从实际情况看来，中国很多大城市都给交通留出了大面积的平面空间。如果一个人出行，他往往要走很远的一段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显然不合理。在规划城市交通建设时，应考虑市民的感受，合理选取城市中心的位置，尽量使之位于居民通过步行能够到达的范围内。如果市中心距离居民居住地太远，不仅浪费城市公共资源，还会让居民感觉很累。

四、城市绿化不能仅以量为基准。城市绿化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公益事业。不少人认为，城市绿化面积越大越好，这其实是不对的。城市绿化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绿化的面积，如果仅追求绿化的面积，不仅起不到绿化、美化城市的作用，还会浪费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好的绿化应该是合理布局，并能为市民带来赏心悦目的享受。

五、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区。城市就是一个社会，包括教育、居住、商业等各个方面。只有它们协调运转，人们才愿意在这个城市安家立业，城市才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一般来说，城市各个功能区，诸如商业区、文化区、生活区之间的距离不应太远，否则，人们便很容易减少前往这些区域的频率，不利于它们的繁荣与发展。

白立德说：“以上五点是从包括法国在内西方国家城市化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时隔10、20年后，有些问题日益明显，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如今已很少能再纠正。希望中国能够引以为鉴，不让这些失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重新上演。”

农民进城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并真正融入到整个社会之中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白立德说：“法国在最近5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解决本国农民进城的问题，还要解决如何让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难民和法国原殖民地国家的移民融入到法国社会中。”由于当时的一些不当措施，法国在后来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

60年前，即二战结束后，法国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恢复重建国家，于是法国政府就向全世界（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征召移民，以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一政策在法国战后恢复重建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法国政府没有预见到这一征召政策产生的严重后果。随着大量法国农民和外来移民涌入城市，在法国很多大城市的郊区产生了不少特殊群体。他们大多是同一族姓的人聚集在一起，物质匮乏，生活贫困，很少与外界交流。数年之后，这里便形成了具有封闭性质的、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贫民窟。贫民窟的出现给整个法国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如种族歧视、高犯罪率和高失业率、排外思潮等。

大量的移民也给法国的教育体系带来了困扰。他们不能为移民培养一些有天分的精英人才，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基础教育，教育体系在移民领域基本没有达到教育的目标。更为糟糕的是，当时法国社会中，教育分流现象非常严重，这就导致移民中大量需要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被社会忽视了。这一做法使得法国农民和一些移民法国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以至最后很多人甚至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这也就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埋下了隐患。

最为典型的就是当时法国社会中非常极端的右翼群体勒庞，居然进入了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阶段，这让整个法国社会都感到非常震惊。另一典型事件就是近些年发生在大城市郊区的少数族裔骚乱。白立德分析认为，发生在巴黎郊区的少数族裔骚乱代表了法国以前实行的移民政策的失败。骚乱发生城市的郊区是法国外来移民相对集中的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被称作“城中之城”的成片的穷人街区。这里的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缺少接受良好教育和获得就业的机会，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虽然已经成为法国公民，但却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这可能是爆发骚乱的真正根源。

中国急需解决“城中村”问题

白立德坦言，在当今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其实已经形成了类似法国贫民窟的“城中村”。为避免将来发生遗憾，他建议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管理者应该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解决这一难题。
首先，加强认识，各方疏导。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意识到，中国一些大城市里面已经形成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当务之急是各方共同努力，加强疏导，争取早日让“城中村”里的贫民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绝不能采取严防死堵或是漠然处之的态度，否则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其次，尽可能给予进城移民或农民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城市化进程中，进城移民或农民将要经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理会发生变化。政府部门应在充分考虑他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他们的工作、健康、保险、受教育等问题，同时也要防止“排外”问题的恶化。目前在中国，“排外”问题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中国人民也比较团结，人们对前景充满希望，比较乐观。如果这种情况能一直持续下去，中国就可以避免法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不少困境。

最后，尊重移民和进城农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在对待移民和农民进城问题上，各级政府应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团结和谐的氛围，避免将他们孤立起来，设法让他们和整个社会有充分的交流，并能参与到社会各项事务中。如果社会一旦把进城农民孤立起来，造成一种

此外，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冲突往往会困扰着很多决策者和管理者。白立德认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对待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上一定要慎重，应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同时把优秀的东西传承下去，而不能肯定或是否定一切。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是把所有的东西推倒重建，而应如何考虑重新利用它。此外，还应大胆吸收借鉴外国一些成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和做法，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不应该因为城市化而停止改革开放的步伐。

城市定位应挖掘特色

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避免出现“千城一面”的状况呢？谈到这个问题时，白立德说：“让中国每个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正是我们智企业有限公司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也非常愿意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定位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白立德强调，各个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应该盲目效仿或是照搬别人的经验做法，而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挖掘自己的特色，彰显自己的个性，但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白立德套用了中国一句成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说，一个城市在定位时，应该与别的城市多作比较，多听取“城外人”的意见，这样才能将自己的个性了然于心，才能更好地发掘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城市的个性与灵魂所在，应该是一种集体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这也应验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为为一个城市定位，首先是城里的居民应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某一特色，这样他们就有意愿把这个城市往某个方向上引。如果仅凭借很少一部分人的感知或认识来定位一个城市的特色，往往是不会成功的。

在白立德看来，城市规划也不应是自发性的，政府应发挥作用。挖掘一个城市的特色应该从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等各个方面着手。一旦城市特色定位下来后，就应该由市政府来做好宣传工作，发挥城市想象力。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城市的定位应该是唯一的，要么以旅游为城市名片，要么以文化为城市名片，再或是以某座建筑或是某个节日作为城市名片。如中国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凭借南京长江大桥而享誉海内外，因为南京长江大桥浓缩了南京的历史和文化；在法国，有两个城市跟南京一样也因桥而闻名，一个是唐卡维尔（Tancarville），该城市以唐卡维尔公路悬索桥闻名；另一个则是拥有世界第一高桥—米洛桥而闻名的米洛（Millau）。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悉尼以悉尼歌剧院闻名于世；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以古根海姆博物馆闻名；法国的阿维尼翁以戏剧节闻名；广州以广交会闻名于世。当然，园林建筑也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如苏州凭借苏州园林闻名天下。此外，一段历史也可以成为城市的宣传点或名片。

中国有能力应对资源短缺的挑战

在资源短缺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国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能源短缺和土地短缺问题将会更加突出。白立德说：“中国要解决能源和土地问题，只能靠自己，中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非常正确的。”在他看来，节约能源其实可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尽量减少私家车的使用，出行乘用公共交通；充分发挥每一块土地的价值等，这些都是节约资源最基本的方法。除此之外，白立德还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尽量就地取材。在当今中国城市建设中，一些企业听说某种材料比较节能或是比较美观，不管距离自己有多远，就盲目去采用。不可否认，这些企业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这个过程中所造成的运输成本浪费却不可估量。所以，就地取材其实是节约能源的一种途径。

二、积极使用节能材料，尽量采用节能设计技术。在进行大体量建筑设计时，设计师一定要考虑到节能设计，比如采光朝向，尽量使用节能材料。如房屋外立面尽量少使用深色，尤其是黑色。如果这些问题考虑充分，可以节约大量能源。

三、建立能源节约奖励机制。法国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在法国，大体量的建筑，尤其是在大体量的写字楼或商场，有负责节能环保的专员，他会提醒相关人员节约使用能源。因为写字楼或商场节约能源越多，其节能负责人所获得的奖励就越多。但现在中国几乎还没有这样的专门人员存在，更没有这样的节约奖励制度。所以，中国也有必要建立这样的能源节约激励机制。

临近采访结束时，白立德说：“资源短缺其实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多已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国家今天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我相信，随着新能源的不断开发利用，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节约资源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定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我对中国的城市化充满信心，相信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人物档案

白立德（Frédéric Beraha）：法国马赛人，1979年毕业于法国马赛St. Charles大学，获理论数学博士学位；1984年在法国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获中文硕士学位；1985年在马来西亚大学获中文哲学学士学位；精通法、英、中三国语言。

工作经历

1976—1986年，在马赛一所高等专业学院预科班教授数学；
1986年作为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文化专员，负责法国与马来西亚两国间的学院交流项目；
1990—2002年，先后在法国宇航公司—香港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前身）、欧洲直升机公司和欧洲宇航防务集团担任要职；
2002—2007年，出任法国外交部驻北京大使馆的科技参赞，协调法中往来事务，组织参与和中国方面的高层会谈；组织并管理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包括一千多项文化、教育、经济与科学活动）；
2007年至今，在北京创办昇智企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