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最新一期报道了温州的经济转型，题目叫《温州GDP接力赛，民企交棒，政府接棒》，说温州的民企产品无法升级换代，又加上受到宏观调控导致的资金紧张、劳动力成本大升的影响，虽然躲过了2008，却纷纷跌倒在4万亿大跃进实施后的第三年里。温州市委、市政府因此坐不住了，不过却不是担心这些民企的生死，而是担心近年来温州的发展速度由浙江省首位后退到全省末位。在GDP优先作为考核指标的中国，这意味着执政者无作为，由领先而殿后，更会被看成是某种无能。

　　不想无所作为，更不想无能，因此政府要出手了。据报道，当地政府认为温州发展暂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从37%下降到2010年的31.8%)，尤其是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投入不足。”于是首先想到手中还有土地，甚至温州市区还有闲置的土地可以加大投资。报道中有一个测算，说是仅温州十大国有企业就有6000亩土地没有开发，价值接近600亿元。其他尚有各种流转成为商业用地的土地近4万亩，价值更是不可小觑。总之围绕着土地是财富之母做文章，本届或下届政府的G DP似可无忧矣！

　　但这恐怕忘了土地是刚性的，不可能无限供给。“十二五”有土地可开发，“十三五”、“十四五”呢？土地是财富之母本是亚当-斯密的话，此时大约只能它是G D P或者财政之母，而不是财富之母，尤其不是一地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温州十大国企掌握的土地测算，温州不过新增600亿元土地财政而已，即便按开发成为商品房卖出去的价值算，也就大约1800亿元，和万科2010年商品房销售金额是一个数量级，而万科不过是一家开发商而已。比之温州民企的整体形象，无论是经济体量、经济品质，还是为中国发展带来的辉煌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作的突破，这1800亿要小得太多太多了。

　　假如温州GDP的发展，以民企交棒，政府转身变成一个万科接棒，真不是值得高兴的事。这等于说中国草根经济生命力最为顽强和中国制造最为典型的温州模式，需要靠当地政府摇身一变为地产商来挽救。如此的可持续发展，岂不可悲？

　　温州的经济发展，从来不是国家主导的结果，更不是国家故意为温州放松各种管制的结果，而是温州人筚路蓝缕，从好脏、好乱、好苦、好难之中杀出来和熬出来的。这其中或有这样的不足，或有那样的不合常理，但就像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温州模式走到今天与其说是哪一个天才事前预料到的，不如说是一种被遗忘、被忽视，而在暮然回首之中的当惊世界殊。

　　现在的温州已非吴下阿蒙，它所碰到困难影响就大了，以前它碰到难题可以自己解决，现在就需要政府出面接棒了。如此理解似无可辩驳，但怎么理解也不应该是政府摇身一变为地产商的接棒，因为这是对温州的蔑视，也是对温州的无知。

　　温州虽然困难重重，但依然是中国最有资本和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首先它的民间有钱，温州的炒房团、炒矿团，乃至热炒一切的集资团依然生生不息，更不用说乱象不止的高利贷市场了。其次，温州还有很多实体依然开足马力继续生产着诸多热卖全球的各种“中国制造”。对此，政府可以设想温州经济的转型，但它所要做的不是用自己有形之手，以地产商的身份加入到温州地区的市场运行之中，而是要将本来属于市场的东西，更完整地还给温州土生土长起来的企业！

　　这种归还，对于实体可能还好说，制造纽扣和小五金早非国有势力可以染指的了；而对于民间资本如何进入现代金融的商业模式，是否可以网开一面试一试呢？土地供给是有限的，资本流动却是无限的，从这个角度说，与其想到土地财政，不如设想温州的金融开放。在金融资源和市场准入都是政府高度管制的中国，民间有钱的温州率先实现资本市场化，恐怕是政府对温州转型能够马上做到的唯一积极的办法了。

　　温州从30年前做各种假货，到今天差不多成为中国不规范但最为热闹的资本输出地区，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转型，最令人容易想到的就是资源匮乏的山国瑞士，一个昔日穷国成为奢侈品制造和金融服务全球的经济强国。虽说把欧洲的瑞士比作中国温州的未来这想法有点浪漫过头，但比之政府出面当地产商搞转型，无论如何都靠谱得多。